孟昭英
采訪人：王德祿、杜開昔
訪談時間：1988年11月21日
訪談地點：北京清華大學孟昭英家
整理人：高穎、程宏
1988年孟昭英和夫人在家中合影（照片來源于“隆重紀念孟昭英先生誕辰100周年”之《追思孟先生》）
孟昭英（1906～1995），河北樂亭縣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955）。1928年畢業于燕京大學，1931年獲得清華大學碩士學位。1933年赴美留學，1936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同年回國，任教燕京大學、清華大學。1943年再度赴美做科研和教學，1947年回國，任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無線電系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獲改正。
王德祿：您是什么時候出生的？
孟昭英：我是陰歷1906年11月9日出生的，陽歷生日是1906年12月24日。我查了萬年歷把陰歷換算成陽歷了。我陽歷生日正好是圣誕夜，很好記的。
杜開昔：您在美國怎么拼寫自己的名字？
孟昭英：Chaoying，我以前寫的就是一個詞，現在改成了Zhaoying。
杜開昔：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您在燕京的情況？
孟昭英：1924年我進入燕京大學學習，當時燕京大學就是現在城內盔甲廠所在的位置，1926年我們從燕京大學搬到海淀區的燕園（舊的燕京的校園）。院系調整時，整個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一部分合并到北京大學。清華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全部并入北京大學。我們在城內盔甲廠的時候，念物理、化學都是在現在的協和醫院。教我們物理的是個美國人，叫柯貝特（C.H.Corbett）。教我們化學的是保羅·安德遜（PaulAnderson）。燕京大學物理系第一個系主任是安德遜，第二個系主任是個英國人班威廉，再以后才是中國人當系主任。1928年我從燕京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一邊在物理系做助教一邊念書深造，1931年獲得燕京大學碩士學位。
1933年我得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資助，去美國留學。依靠洛克菲勒基金資助去美國留學的學生都是通過全國性的考試選拔出來的，由學校推薦出去的。褚圣麟和我是一起出國的，我們都是燕京大學推薦的。褚圣麟畢業于杭州之江大學，獲得燕京大學碩士學位，曾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
到了美國，我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習。那時候謝玉銘休假也去了加州理工學院，他說那里很好，我就去了。1936年獲得博士學位后，我馬上回國了。我是燕京大學推薦出去的，所以我回到了燕京大學，做助理教授（相當于講師）。當時清華大學也邀請我去清華，我答應他們先在燕京大學工作兩年，之后再去。
1988年王德祿、杜開昔采訪孟昭英（中）合影
我們生活最好的時候是1936年到1937年那一段時間，那時候我沒有住在燕京，住在城里。那是一個大的四合院，整個大院有20幾間房子。我們副教授每個月拿260塊現大洋，吃飯兩塊錢就夠了。我的工資也算是比較高的。我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吃飯一個月花兩塊錢，到了燕京大學一個月就得花七八塊。當然我們在家里吃飯很便宜。那時候中國很有希望。
1937年7月，我從北平去杭州參加中國物理學會召開的學術年會，在天津等船時，打仗打得走不了，會議取消了。我在天津遇到很多清華大學物理系的教授，他們都認識我。
杜開昔：都有哪些人？他們去天津做什么？
孟昭英：有吳有訓、趙忠堯、周培源，他們都是到天津逃難的。他們說，日本人已經把北京占領了，跟我們一塊兒走吧。我直接從天津跟著他們去了長沙的臨時大學。當時北大、清華、南開在長沙組成了一個臨時大學，臨時大學沒有幾個畢業生。長沙也不安定，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脅。那時候有兩路，一路是走陸地，步行到昆明；一路是坐船，繞道香港，途經越南到昆明。我本來想步行，但是學校讓我去香港買一些器材、儀器，我們就坐船去了香港。1938年2月我們到了昆明，一直呆到1943年。那時候我們在清華工作六年以后可以出國，我就利用那個機會去了美國。
杜開昔：請您具體講講長沙臨時大學的情況。
孟昭英：當時學校條件非常差，我們臨時占著長沙師范學院的房子。我到清華去參加無線電學研究所籌建，借了人家兩三間房，有幾個助教，比如林家翹、戴振鐸等。我們的生活很艱苦。據統計，一個月的工資大概等于八塊現洋，相當于一美元，但是大家的精神氣都很好。后來又是因為日本轟炸，我們搬到鄉下，住在一個村子里。清華大學有錢，在那里蓋了房子，還成立了5個研究所，有無線電研究所、金屬學研究室、大普吉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航空工程研究所。
我們住在鄉下。我自己住單人宿舍，跟大家一起吃飯。我在清華，也就是西南聯大，教無線電方面的課程。我們從宿舍步行去教室上課，差不多兩個小時就到了。學校的校舍都是干打壘平房建成的，圍墻是用竹子、籬笆圍成的。我們無線電研究所用的就是我從香港買來的那些器材，后來為了研究的需要，我又去香港買了一些器材。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做研究，很不容易。我們還寫了幾篇論文，論文的水平都相當高?？箲饡r期，在長沙的學生少，無線電方面需要人才，我就教他們無線電，也就是發報、接收電報。我們自己建了一個無線電站，跟我的美國朋友一起交談。到昆明以后，我們又建了一個電臺。我每個星期六都給美國朋友打電話，先用無線電接收下來，插在電話上，跟我的朋友交談，很有意思。
接著前面講。1943-1944年，我利用休假時間，在加州理工學院教大學物理。同時我也在那里做研究工作，主要研究微波，獲得了一個專利。1944年我去了麻省理工學院（MIT），在MIT的輻射實驗室得到了一個職位。輻射實驗室是研究雷達的。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也有其他一些中國人在那里，比如林家翹、袁加騮、盧嘉錫、殷宏章、談家楨、畢德顯。畢德顯原來是南京通信工程學院的副院長，現在已經退休了。還有傅承義、胡寧，我們都是同一個時期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傅承義是搞地球物理學的，后來去了MIT工作，直到回國。
王德祿：MIT的輻射實驗室主要是做什么的？
孟昭英：輻射實驗室是做“TRBOX”的，“T”是指發送，“R”指的是接收，發送和接收需要有一個轉換器。因為接收跟發送電報用的是同一根天線，發送的時候功率很高，如果直接發送到接收機就會把接收機的晶體管燒壞，所以要用轉換器轉換電壓。這個轉換器就叫“TRBOX”。
MIT有許多部門，我是射頻部門的，朱蘭成、王明貞、鮑家善也是這個部門的。朱蘭成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后來到美國去留學。他是搞天線的，很有成就。朱蘭成沒有回國，前幾年已經去世了。王明貞在二戰結束之前參加過曼哈頓計劃。這個是20億美元的計劃，單獨的一個項目，跟海軍、陸軍都有關系。她們拿的不是曼哈頓的錢，跟曼哈頓計劃也沒有關系。王明貞一直在那兒，我先去的，她后去的。二戰結束后，王明貞才去了芝加哥大學。鮑家善也是燕京大學畢業的。鮑家善回國后，去了南京大學。后來他又讀博士學位，好像去了上海，具體的不太清楚。輻射實驗室就我們這幾個中國人，出生于美國的華人（ABC）就不算了，中國去的只有我們幾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停止后，1945-1946年，我做了一個測量氧氣的毫米波吸收譜，發表在《Physical Review》上。輻射實驗室解散后，我就回國了。我是1946年六、七月份離開加州的。那時候沒有飛機，我到西岸去等船，正好趕上船運大罷工。我在西岸等了半年船，到12月份才啟程回國。
杜開昔：1946年回國后您在清華大學工作，當時清華大學情況是怎么樣的？
孟昭英：我填表的時候寫的是1946來清華大學的，實際上我是1947年才到的。那時候清華大學生活也很苦。我住在北苑，房子很多，比現在房子大，但是很舊，那些都是很老的房子。
回到國內，國內境況很不好，通貨膨脹很厲害，發了工資就趕緊去買營養品。有時候學校給我們發一點食物。學生上課也不太安心，進步的學生都跑到解放區去了，有時候軍警來逮捕學生。那個時期是真正的不安定，生活不安定，遠不如在昆明的時候。
那時候在國內，我的家鄉搞土改，家鄉先解放的，后來才搞土地改革。我們家離北京很近，土改的時候，從家鄉來了許多人，住在我家里。我的哥哥們是地主成分，也都跑來了。
王德祿：解放前，清華物理系都有誰？
孟昭英：解放以前清華物理系有吳有訓、葉企孫、周培源、霍秉權、葛庭燧、余瑞璜。院系調整的時候，長春人民大學缺老師，把霍秉權和余瑞璜調過去了。物理系的權威只有他們兩個去了?；舯鼨嘁婚_始調到長春的人民大學，之后又調到鄭州大學當教務長。他癱瘓以后，我們失去聯系了。余瑞璜是跟霍秉權一起調到長春人民大學的，現在還在東北。他們倆都去英國留過學。余瑞璜是英庚款出去的，霍秉權好像是用官費出去的。院系調整時，清華的人大部分調入北大，我留在清華了。當時清華大學成立了無線電系，讓我主持無線電系，要不然我也去北大了。
王德祿：解放前，國民黨是不是把一大批人帶走了？
孟昭英：國民黨沒有帶走多少人。到解放的時候，清華沒走幾個人；北平研究院的李書華和陳尚義都走了，但是嚴濟慈沒有走。陳尚義是燕京大學畢業的，也是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他離開北平物理研究所后馬上去了美國，坐國民黨的飛機跑的。陳尚義到燕京大學的時候，我已經從燕京大學畢業了，去了研究院，當時我跟陳尚義住一個屋，所以我們倆很熟。
王德祿：當時您了解共產黨嗎？
孟昭英：不了解，也不擔心。我有一個朋友在美國，他非常為我擔心，因為我跟司徒雷登關系非常好。我一直在燕京大學，跟他們很熟。我的朋友那時候在美國的TRW公司，給我找了很好的工作，叫我去。他給司徒雷登打電報，但是司徒雷登沒把電報轉給我，后來我才知道這件事。那是解放以前的事情。要解放了，他們很擔心我。我的朋友叫Forster Strong。
杜開昔：我看了一本書，上面說北京解放以前，有些教授跑了。當時有一個活動，有很多學生參加了，您知道嗎？
孟昭英：知道。我的學生幾乎都參加了這個活動，他們全都跑到解放區去了。清華的教授很少有跑掉的。解放以后，有個歷史教授走了，其余的都沒走。葛房福（音）是個白俄，也走了。大概因為他是白俄，怕蘇聯的布爾什維克。
王德祿：院系調整之前，您在物理系。院系合并時您有思想準備嗎？
孟昭英：那時候我主持物理系，葉企孫是普通教授。院系調整時，我們不同意理工分家，為此反右運動的時候被打成右派了。理工怎么能分呢？因為共產黨的威信很高，我們都要聽從分配，分配到那兒，打起包來就得走，不像現在的人還有商量的余地。
王德祿：思想改造您遇到麻煩了嗎？
孟昭英：思想改造時，我在清華大學，當然遇到麻煩了。我們要做檢查，一次不通過，還要做第二次，痛哭流涕啊。那時候讓學生們幫著洗澡。批判我們是“崇美、恐美、親美”思想。那是一面倒，國家覺得蘇聯什么都是好的。
孟昭英夫人：我的總結是：勤奮一世，半世坎坷。搞得我們家破人亡??！但是我也不能昧著良心說話啊。
孟昭英：她說的我們家破人亡，就是我受迫害，大兒子自殺。我的大兒子叫孟憲振。他是一個很好的物理學家，在蘇聯獲得了副博士學位。他回國后，做很重要的工作。他擔任科學院物理所的副所長的時候，有一次到英國去開會，匯報科學工作，回來就說他“里通外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想不通，自殺了。我的二兒子也是物理學家，學采礦的，現在人還在，但精神已經失常了。
孟昭英夫人：文化大革命持續時間很長。我們那時候犯了什么罪？促進了科學發展有什么罪？我們拿很少的工資，干很多的工作，最后還搞得孩子死的死、瘋的瘋，這樣做有什么價值？我的大兒子死了，二兒子現在還是個瘋子。他們都是學自然科學的。他們有什么罪？1978年4月5日，清明節那天，所里給他們平反昭雪了。他們說我大兒子是新中國培養的優秀物理學家，被“四人幫”誣陷迫害致死了。我們現在還保存著我兒子跟毛澤東的合影，還有我兒子寫的很多篇論文。大兒媳婦是丁石孫的小姨子，他們有個孩子。后來大兒媳婦改嫁了，孩子帶過來了，也為了相認，現在孩子上大學呢。
我們現在是茍且性命于亂世，就是湊湊合合地把老年渡過就算了。那個時候我們只有40多歲，孩子死了，舍不得啊。蘇聯整的是黨內的大官；中國是從上到下都整一遍，擺攤的、唱戲的、修腳的都有。
孟昭英是一個非常老實、非常正直的人。他干了什么壞事？他從來都是非常嚴謹地治學、嚴謹地教書，可是他也被整得死去活來，不過還算撿了一條命。當時他被趕到街上去，受的迫害簡直就別提了。這些年來，從1957年以后，我們受的屈辱啊，我不想再提了。我又總結了一句：懷才得有時運，耿直而招屈辱。
孟昭英：已經過去這么多年了?，F在我們有些話想說還可以說出來了，以前連說都不敢說嘛。就像我剛才所說的，在昆明的時候，盡管生活那么苦，大家的精神氣還是比較好的，但是現在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孟昭英夫人：我們的孫子現在還在美國呢。我的孫子很乖，也是老老實實的念書。很坦率地說，我們不想讓他回來。兩代人血的教訓，他的爺爺被搞殘廢了，父親被整瘋了，他的大伯父被整死了。正是這兩代人，血的教訓，我們不愿意讓他回來。
王德祿：反右運動時，您為什么被劃成右派？
孟昭英夫人：因為我們跟蘇聯專家扯皮嘛。我們從國外回來，水平都是比較高的?？墒翘K聯專家是講師，而那時候蘇聯的電子工業根本不行，蘇聯專家在國內是講師的，到中國來了就成了副教授，他們當然愿意來了?？赡莻€時候得完全聽支部書記的，什么事都要聽他的。一旦有人說蘇聯專家不好，他就不高興了。孟昭英就說了兩句難聽點的話，表達對蘇聯專家不滿，對黨不滿的情緒，從而惹麻煩了。我記得當時《科學通報》、《物理通報》記錄下了這些事情，但是沒有在報紙上刊登過。當然，還有很多人比我們更慘。
孟昭英：反右的時候，黨內要整風，號召知識分子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只要看到黨內不正常的情況就鼓勵大家說出來。有些人聰明，知道這是個圈套，什么也沒說。毛澤東說是5%，這個5%就是一個指標。我跟黨內的領導有矛盾，所以他把我劃成右派了，無論我說不說話都要劃成右派。許多人根本沒說話也被劃成右派了。你只能作為一個馴服的工具，才能得到黨的信任，只要你不是馴服工具的話，右派的資格就達到了。在清華，錢偉長和我是兩個大的右派，錢偉長第一，我第二，黃萬里第三。我被劃成右派都是由我說的話引起的，我說，那些老干部什么也不懂，居于領導地位這個問題也要讓麒麟閣供養起來嗎？我還說了很多類似的話，像鄉間的土皇帝什么的，都是我說的。當時我就是想著幫他們整風，如果他們聽了這些話，共產黨現在的威信就越來越高了。我們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說的話，絕大部分都是愛護共產黨，都是看到共產黨的缺點和毛病才說的。他們卻倒打一耙，把我們這些人都打進十八層地獄了。
孟昭英夫人：當時他的從一級教授降到三級，科學院的職務也給撤了。
孟昭英：因為有國際影響才這樣處理的，不然早把我送到勞改營去了。
孟昭英夫人：他的學生宣受之說孟昭英怎么會是右派??？當時那個人不是右派，說了這話也被打成了右派。類似的事情舉不勝舉。那個學生不服氣的說，只因為我說了一句話就被打成右派。開始真的是誰不服就打誰。為此，宣受之也被下放到山西一個偏僻的山村，去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已經在那里呆了21年了。宣受之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學者，被下放到農場。
孟昭英本來要出的書也不讓出了。他把寫的稿子全都燒掉了，因為錢偉長已經把他的書排好版了，可是錢偉長被打成右派，不能出書了，科學院的科學出版社就讓錢偉長賠2000塊錢的排版費，誰還敢冒這個天下大不韙呢？誰辛辛苦苦寫了文章還倒賠錢？孟昭英一氣之下把稿子燒了。
杜開昔：1957-1966年，您一直在教書嗎，還是做其它的事情？
孟昭英夫人：文革的時候，讓他去勞動，打掃廁所。他說要把那些日記燒掉，我不讓他燒，我還要留著給子孫看呢！雖然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的日記保存下來了。
孟昭英：1957-1966年我一直都是右派。雖然我摘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叫摘帽右派，還是一個右派。摘帽右派期間，我還是當教授，但是跟機密有關的東西不能參加，比如說參觀軍事博物館，大家都可以去，但是不允許摘帽右派去。
孟昭英夫人：這是人格上的侮辱！讓人最難忍受的就是人格上的侮辱。如果他干了壞事，犯法了，這樣對待他可以理解?？墒撬裁磯氖乱矝]有干啊，說了真話就是犯法。
其實我感到很委屈。若不是1979年他去美國舊金山開會，我孫子還在國內呢。那次孟昭英去開會，貝克讓手下的人去找他，等他到了洛杉磯，貝克問他有沒有需要幫助的？孟昭英說，我想把我的孫子送到美國來上學，但是我們沒有美金。貝克說，沒問題，我來資助。我孫子在北大念了兩年就去美國了，他是1986年走的，大學還沒畢業就去了。這個孫子是我二兒子的孩子，后來他父母離婚了。他父親是神經病，又是現行反革命，蹲了五年監獄。為什么蹲監獄，癥結問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二兒子跟他老婆說，我爸爸和我哥哥都有什么罪??？他們都是學自然科學的。我真恨我怎么生在這個時候??！他老婆打了小報告，后來把他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判刑了。他接受審問的時候，五天五夜不讓睡覺，有專人輪班看守，眼睛一閉就打。五天五夜不讓睡覺就違背自然了，這就神經失常了，后來又把他當政治犯關大監牢里。他生活不能自理，在監牢里染上了肺結核，吐血。殘忍??！直到1979年，才給他平反，說是冤案。這怎么辦呢？他本來是一個很優秀的工程師，現在不能工作了。他們夫妻二人是1969年離婚的，后來二兒子住了兩年結核病醫院，病治好了，又在北京醫科大學精神病研究所住了一年，神志有一點點清楚。二兒子不愿意出來，他恨他的太太。很多人去勸說，給他做工作，他才同意復婚。他們是1982年復婚的。我那個孫子是一直跟著我們長大的，跟他的父母沒有感情，只對他爺爺好。那會兒我們也被整得死去活來的，萬念俱灰了。孟昭英感覺到沒有什么希望了，他把精神寄托到孫子身上。孩子一點兒大的時候，他就教孫子念英文，所以孫子的英文學得非常好，他初中畢業，沒念高中就考到北大了。
我還有兩個孩子在黑龍江，很慘的。女孩子大一點，高中畢業就去了黑龍江，呆了八年才回來。其實別的事情我意見都不大。因為我沒有被劃成右派，我也沒有挨整，只是對這件事不滿意，他們硬要把我女兒弄走，把她的整個青春都耽誤了，到現在一事無成。女兒從黑龍江回來后才念大學。那時候她發著高燒，要照看孩子，又要工作，還要抽空念書。我們那個女孩子現在40歲了，還在上大學。因為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沒上大學，現在工作要文憑，這不是逼死人嗎！有一句話說得是“民錯官打，官錯打民”。民就是老百姓，老百姓錯了，官來打老百姓，官錯了還是打老百姓。文化大革命是他們官錯了，還是打老百姓，終歸都是打老百姓。
王德祿：物理學界的那些老前輩，都有誰跟你們經歷相似？
孟昭英：當時清華被打成右派的最多。清華那些物理學家被打成右派的只有余瑞璜和我。余瑞璜家里也很慘。他在研究所工作的時候，和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吳有訓住在一個院子里，都住在燕京大學。余瑞璜的兒子、女兒都去了美國，他的兒子叫余理華。
王德祿：當時科學院電子所創辦，您做了很多工作嗎？
孟昭英：那時候清華同意讓我去中科院。我想兩邊都兼著?，F在想來，那時候我如果去了中科院，反右運動時情況會好一些。因為中科院的高級人員打斗很少?？茖W院掌握政策的人好一些，清華劃的右派更多一些。
孟昭英夫人：70年代初還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本來成立電子所時，他也費了很大的勁。后來任之恭出來講學，任之恭跟他是最好的朋友，他們倆在西南聯大的研究所一起工作過。講學之前，任之恭把稿子都拿給他看，有錯誤的地方孟昭英還幫他改正過來。孟昭英去聽他講課，人家連門都不讓他進。
王德祿：1957年有一個教授綱領，當時您參加這個“六教授”了嗎？
孟昭英夫人：那是民盟的，孟昭英不是民盟成員。“六教授”有費孝通、錢偉長、曾昭掄，其他的我記不清楚了。最初他們是八個人開的，保留了兩個，一個是華羅庚，一個是童第周，把剩下的那六個打了。其實他們心里早就有數，早把名單列出來了，故意要整這些人的。
王德祿：為什么您現在在物理系？您在無線電系待了多久？
孟昭英：我原來是物理系的，一直在物理系當系主任。院系調整時我到了無線電系。
孟昭英夫人：1949年以后，他做物理系系主任。無線電系成立后，他又做無線電系的系主任，一直到反右運動開始后，被劃成右派了。大概從1953-1957年，他一直在無線電系，做了4年系主任。
孟昭英： 1953-1957年我們國家主要是學習蘇聯，沒有提到做科學研究，我也沒有機會做研究，所以我不愿意到無線電系。一直到1956年國家才開始提“向科學進軍”。
孟昭英夫人：1979年他又回到物理系。他既是無線電系的教授，又是物理系的教授。后來無線電系搬到了四川綿陽，他就去了電子系。
杜開昔：清華和北大的學生有什么差別？
孟昭英：北大的學生文科好一些，實際上也不如清華，因為在軍閥時代，北大沒有經費。北大的政治、經濟可能好一些，但是清華有基金，經費有保障，教員可以安心做研究。院系調整以前，北大的工學院特別差，因為它成立的時間很短；北大的物理系也不如清華，那時候北大物理系有吳大猷、饒毓泰、鄭華熾。
杜開昔：蘇聯對中國科學發展有什么影響？
孟昭英：蘇聯的科學技術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工業技術方面的，另一個是科學方面的。蘇聯的科學相當強，現在仍然很強，但是它的技術跟科學是脫節的?？茖W院搞得是純粹的科學，盡管也搞一些技術，但是非常弱。蘇聯的教育體系中，大學和工學院是分開的，大學就是大學，工學院就是工學院。比如莫斯科大學是一個多學科的大學，它的一個城市只允許有一個大學?，F在北京的地質學院、石油學院、航空學院、鋼鐵學院都是從清華分出去的。其實那時候清華涵蓋了各種學科，包括理科、文科、法科。但是院系調整完全照蘇聯的模式，學科的范圍限制的很窄，最后分割了，學石油的專搞石油，學鋼鐵的專搞鋼鐵，學地質的專門搞地質，學航空的專門搞航空。到頭來，沒有一個堅強的基礎學科，當時物理、化學、數學都是基礎學科。蘇聯盡管搞科學很先進，但是技術方面很差，它的科學用在軍事上還比較好，但是用在工業上反而很差。我們國家院系調整時就是學習蘇聯的這個模式，很教條。那時候，劉少奇說就算教條也要學習蘇聯！當時，誰說了蘇聯的任何東西不好，就被打成右派。有一次，一個人說蘇聯的玩馬并不是很好的馬，也被打成右派了，只因為他說的是蘇聯的馬。賽馬用的馬與玩馬完全不是一類的東西。
那個時候我們國家完全是學習蘇聯。對中國人來說，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趕緊翻譯蘇聯的教科書。我在科學院籌辦電子所的時候去了一趟蘇聯，在東德和捷克，整整呆了五個月。我們回來以后兩個星期就被打成右派了。我們主要是參觀蘇聯的電子所。蘇聯的電子所有它好的地方，它做的許多研究還是不錯的。但是美國都是在大公司里頭做研究，沒有像蘇聯電子所這樣的機關。盡管美國的學校也做研究，只不過是星星點點的，不是很全面。我們覺得創辦電子所學習蘇聯是對的。但是蘇聯的知名專家我們請不動，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很落后。我們也確實落后。美國沒有像樣的電子學方面的教科書，類似的東西也沒有很好的。那些做研究的人，沒有功夫寫書，不能那么系統地寫書，而蘇聯有這些書。
院系調整之后，我突擊學了18天俄文，翻譯了一些書。清華原來基礎很好，調整后，理學院完全沒有了，工學院規模也很小，很多學院都沒有了.現在清華恢復了理學院，這當中間斷了很長一段時間。如今清華還成立了人文學院、生物系、數學系、中文系、管理系等多個學科。
王德祿：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工農兵抓過你，遇到其他麻煩了嗎？
孟昭英：最初是整蔣南翔他們，后來才整我，我不是主要的攻擊對象。文化大革命期間，我一直在北京。當時有幾千人去江西了，但是我沒去，我的腿斷了。“塞翁失馬，焉知禍?！?。當時，去江西的，有上千人得了小蟲病，就是血吸蟲病。
王德祿：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人寫過您的生平嗎？
孟昭英夫人：以前有一個姓朱的記者寫過他的生平，寫得也比較詳細。反右以后那些資料都沒有了。記者當時說，過去孟昭英跟馮秉銓有“南馮北孟”之稱。南邊有馮秉銓，北邊有孟昭英。但是1957年以后，孟昭英已經很少見了。
王德祿：最近有人要召開反右歷史討論會，你要參加嗎？
孟昭英：因為黨一直認為反右運動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擴大到了五十萬人?，F在只有幾個右派還沒有平反，張伯駒、羅隆基、儲安平等屈指可數，但是那五十萬人的右派。怎么一個擴大化就能解釋得了！
王德祿：你們有沒有寫一些回憶錄？
孟昭英夫人：絕不寫。有人說讓我們兩個寫一下他一生的經歷，基本上沒寫。因為受害的人很多，不只是我們一家。不過我們家受迫害更厲害，牽扯到兩個孩子，他們都被打成右派了，這是株連，不得了??！
杜開昔：其實徐璋本也挺可憐的。
孟昭英夫人：徐璋本在監獄了呆了好多年。因為他要成立一個黨派。他的家庭也吃虧了。當時整得人太多了，都是清華的。
杜開昔：無線電系什么時候搬到四川的？為什么搬到那里？
孟昭英：文化大革命后期，大概是1967、1968年，清華大學在四川綿陽的一個地方蓋了房子，無線電系搬到那里，去了好幾年，后來又搬回來了。當時北大有一部分在陜西漢中，它的無線電系也搬去了。
杜開昔：我們看了一些材料，想向你們打聽一下燕京的和舊清華的一些人。洪晶？
孟昭英：洪晶是個女的，現在在哈爾濱。
杜開昔：許宗岳呢？
孟昭英：許宗岳是武漢科學院的，1974年死了，死的很慘。他好像是咒著毛澤東死的。他說毛澤東死的時要向他告知，“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杜開昔：吳敬寰（音）？
孟昭英：吳敬寰也是燕京大學的，他畢業后去了成都電信工程學院。吳敬寰沒有出國留學。有一次，他他到黃山去玩，在那里摔死了。
杜開昔：許軍言呢？
孟昭英：許軍言也是燕京畢業的，在美國留過學。他有一件事情倒是可以說說。許軍言有五個孩子，還有年邁的父母，他掙錢要供養那么多人，家里經濟很困難。反右運動的時候，他被劃成了右派。許軍言的愛人是英語老師，也是右派。由于家境貧寒，迫不得已，他就去找張文裕借錢。張文裕也是燕京畢業的，他們倆曾一起去美國留過學。張文裕不僅沒有借錢給他，還把他借錢的信上交給共產黨組織。張文裕留學考得是庚款，共產黨很賞識他。這樣一來，許軍言挨整更厲害了。張文裕的老婆叫王承書，也是燕京的。
杜開昔：您認識盧鶴紱嗎？
孟昭英：盧鶴紱也是燕京的，跟我一起念的普通物理。他也出國留學了，現在在中國科學院。
杜開昔：魏培修呢？
孟昭英：魏培修是燕京物理系畢業的，也出過國。他在重慶國民黨里頭做反間諜工作，是許原東的部下。許原東是一個大特務，也是燕京物理系畢業的，比我早畢業一兩年，后來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杜開昔：還有一些人是清華的。馮秉銓？
孟昭英：他是清華畢業的，燕京的碩士，曾在哈佛大學留學。馮秉銓是個很好的黨員，非常精明，成績也很棒。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他原來是廣州中山大學的教授，后來到華南工學院當副院長。反右運動的時候馮秉銓沒有遇到麻煩，文化大革命期間受了很大影響。馮秉銓去世好幾年了。我的老伴說的“南馮北孟”的馮就是這個馮。馮秉銓的學生對他非常不好。他有一個學生經濟出現了困難，馮秉銓就資助那個學生，對那個學生也很好?？墒悄莻€學生倒打一耙，說馮秉銓收買了他。馮秉銓寫的書稿，很厚的稿子，這個學生拿出來就燒了。馮秉銓哭了。以前馮秉銓也受過很多苦，但是他不說，只有那次哭了。馮秉銓是高兆蘭的丈夫。高兆蘭是中山大學物理系的二級教授，去密西根大學留過學，和王明貞是同一個教授。
杜開昔：女的去密西根大學的多嗎？
孟昭英：密西根有一個獎學金是專們給未婚女性念書用的。
杜開昔：王明貞告訴我們，女的比男的申請庚款困難？
孟昭英：不太清楚，庚款留學以前是通過考試選拔的，不分男女。
杜開昔：您知道傅承義嗎？
孟昭英：傅承義是加州理工學院畢業的，后來當了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所長。
杜開昔：龔祖同呢？
孟昭英：龔祖同也是清華畢業的，搞光學玻璃的，現在在陜西。
杜開昔：赫崇本？
孟昭英：赫崇本是燕京畢業的，學海洋學的。他也去美國留學了，大概是解放以前回來的，回國后曾在山東海洋學院當副院長。赫崇本已經去世三年了。
杜開昔：還有一個是施士元？
孟昭英：施士元是清華畢業的，現在在南京大學。他也出國留學了。
杜開昔：翁文波？
孟昭英：翁文波是清華畢業的，搞地質的。他是翁文灝的堂弟。
杜開昔：您認識趙九章嗎？
孟昭英：趙九章是清華畢業的，學地球物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自殺了，不記得哪年自殺的，我是事后菜聽說的。趙九章有一個親戚是我們國民黨里的要人，他自殺大概跟這個有關系。
杜開昔：周同慶呢？
孟昭英：周同慶是清華畢業的，后來去了上海交大。他得了一種病，現在不能工作了。解放以后我還見在上海見到他了，后來沒有見過。
杜開昔：請您講講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的一些情況？
孟昭英：1956年編制《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發展中國的科學，特別是發展中國的先進科學。當時新政府成立了，政治局面已經穩定，經濟情況也好轉了。中央看到需要發展科學，發展經濟，在科學院成立了學部。頭一批學部委員有一百多人，馬大猷和我就是那一批的。
十二年規劃的時候，在科學院成立了許多所，比如無線電所、電子所、半導體所、計算機所、自動化所等。規劃會上，還邀請了蘇聯的高級專家，無線電方面的有兩個，都是蘇聯科學院院士。他們幫助我們做這個規劃。我們國家學習蘇聯，我們電子所就是學習蘇聯的電子所。蘇聯也想幫我們，派了一些科學院的院士。我們集中在一起，住在京西賓館，整天討論發展計劃。
我參與了電子所的籌建工作。電子所創辦之前，我們開了一個會。當時籌備組主任是李強，顧德歡和我是副主任。李強后來當了外貿部部長。李強原來搞過無線電，也算是科學家，但不是老的科學家。他是老共產黨員，在蘇聯呆過一些年。顧德歡是從浙江省調來的，他原來是浙江省政府的副主席。
我是電子學組的副組長。電子學組還有王士光，他也是副組長。王士光后來當了四機部的副部長。電子學組成立前，我們到蘇聯考察，還有幾個人跟我們一起去的。我們在蘇聯待了兩個多月，每天都到電子所看蘇聯科學家做什么，或者了解他們的情況。之后我們又去了東德、捷克，參觀他們的研究所。從蘇聯回來后才制定十二年規劃的具體規劃，我沒參加。反右運動的時候，并沒有完全抵制12年規劃。蘇聯專家都很好。有一個人是名副其實的高級科學家，蘇聯科學院的副院長之類的。但是1958年的大躍進，這個計劃受到了沖擊。因為那個時候什么都批判，批判愛因斯坦、牛頓。
杜開昔：為什么讓搞政治的來做這個工作呢？
孟昭英：因為共產黨全是由老干部掌權。顧得歡在燕京上過兩年大學，后來參加革命了。顧得歡后來成了電子所所長，當了好多年。實際上他的科學水平并不高。
那時候，我們想把這部分科學搞上去。但是毛澤東看到這些科學家有頭腦，他就想相反的做法。周恩來、聶榮臻都看到中國需要科學，搞12年的發展課程的規劃，如果按照那樣做，中國就好了。但是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了，因為毛澤東看到中國有點像匈牙利，毛澤東看到這對他的政權是一個威脅。如果這些科學家，知識分子上來，他的政權就不穩了。所以反右主要是打擊那些知識分子！
杜開昔：1956年以前有搞政治的人統治科學界的人嗎？
孟昭英：當然有。當時仍然是搞政治的人主管的，但是也有一些科學家參與管理?，F在他們在培養自己的共產黨員科學家，也是懂政治的黨員。那時候，半導體所、電子所、計算機所、自動化所全都是由搞政治的人主管的，這些所都是1956年創辦的。1950-1956年，還不是這樣的情況。當時有些副總理是民主人士，不是共產黨人，1957年以后就全部是共產黨人了。
杜開昔：馬大猷、陳芳允都是電子所的嗎？
孟昭英：馬大猷是搞聲學的，他也插手電子學，后來馬大猷當了聲學所的副所長；陳芳允那時候比較年輕，1938年從清華畢業的，在電子所呆了幾年，調到國防科工委搞發射衛星；張恩虬也是電子所的，比較年輕，他也參加電子所的籌備工作了，后來當了電子所的副所長。
王德祿：您從蘇聯回來以后，反右運動開始了嗎？
孟昭英：我從蘇聯回來，兩個禮拜以后反右運動就開始了！當時毛澤東鼓勵大家講話。我們太幼稚了，不懂政治，不知道這是個圈套。我們在蘇聯的時候已經開始幫助黨內整風了。我們發言不是不滿意共產黨，而是看到共產黨有些地方不正確，想提出來幫他整黨。五月幾號的時候，工人一說話，毛澤東反打一巴掌。195７年我回來以后去參加一個座談會，是一個動員大會，我也發言了，主要是在清華無線電系說的，想到什么就說什么。后來，發言的人都被批斗了，一個一個的批斗。
杜開昔：您講講大躍進期間的情況。
孟昭英：因為大躍進大批判，一切科學的態度全都要批判。做科學研究的人想了解世界情況，看看文獻，這都不行！大躍進期間目標是要五年趕英，十年超美，一下就超過世界了。當時就是大煉鋼鐵，還有超聲波運動。
王德祿：超聲波運動能具體的講一下嗎？
孟昭英：當時上級領導說什么東西都可以用超聲波，用超聲波炒菜、煉鋼、治病，一切東西都用超聲波。他還說人手一個超聲波笛子，每個人都做這個東西，就是兒戲！那些領導沒有一點科學知識！超聲波是有一些用處，他們就以為超聲波是萬能的，能把科學發動起來，不講科學道理也可以做出來。比如說滾珠軸承，我們念書的都知道，可是那些領導卻沒聽說過，他們還下令搞土滾珠軸承。滾珠軸承是全國性的，搞了一兩個月。種地要用車，上面的車輪就用這種滾珠軸承，車輪很快就壞了！這些人就是無知，亂胡來！超聲波鬧得時間不長，大概1-2個月。
大人小孩全都要參加大煉鋼鐵。地里的棉花和稻子全都沒有人收了，滿地是白花花的棉花。大家都煉鋼鐵去了。那時候吃大鍋飯，人們把鍋全都砸了，不許自己做飯。在北京鄉下也是這個樣子，吃大鍋飯就是那時候來的。人們像瘋了一樣，大家在一塊吃大鍋飯，幾個月就把這糧食全吃光了，后來大鬧饑荒，人們只好吃瓜菜代，用瓜跟菜代替糧食。我們還吃過楊樹葉，當時樹全都砍光了。那時候餓死了幾百萬人。人人都得浮腫病。清華的教授跟著挨餓。那時候照顧我們科學家，每人給發二斤豆腐渣。
杜開昔：還有時候有人要批評一些科學理論，比如說批判愛因斯坦？
孟昭英：對。這些對科學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年輕人沒有什么影響。
王德祿：好多人回國后都集中在大城市，為什么？
孟昭英：解放前，各地的生活水平、工作水平差不多一樣。解放以后，只有大城市生活水平才能過去，大城市好一些，小城市生活很困難，工作條件也差，但是這些機關設在大城市，所以這些人都集中在大城市。
杜開昔：您了解周壽憲嗎？
孟昭英：我知道但是不熟。周壽憲是1955年來的，搞計算機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受迫害瘋了，后來死了。周壽憲的愛人好像是口腔醫院的，已經去世了。他們有兩個孩子。
杜開昔：謝毓章呢？
孟昭英：他是清華物理系的，現在還在物理系。他是1957年回來的，沒被劃成右派。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人說他是特務，把他抓到監獄里去了。
杜開昔：吳學周呢？
孟昭英：吳學周是一個很有名的化學家。文化大革命時，吳學周在長春被迫害得很厲害。當時那些人用電烙鐵烤他的眼睛，迫不得已他就說有反革命集團，把一些有名的化學家都講出來了。那些化學家抱怨說吳學周不應該這樣做。他說他也沒辦法，不說眼睛就烤瞎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吳學周還在長春，現在可能去世了。
王德祿：思想改造期間，您寫的檢討還有嗎？
孟昭英：我向來是任何東西都不留的，我發表的文章也不留著。當時我檢討了兩次才過關。
王德祿：第一次為什么沒過關？
孟昭英：這個根本沒有原因，上邊點頭就過關，上邊不點頭就不過關，無所謂了。
王德祿：你們系里寫檢查的人多嗎？
孟昭英：在我們系里差不多都一樣，年輕人都是幫著洗澡的。
杜開昔：您可以再講講反右的情況嗎？
孟昭英：因為沒有法制，這是土皇帝的一個問題，支部書記和鄉村干部都是無法無天的；另外一個，這些老干部沒有知識做管理工作，它掌握一切，這些人造一個麒麟閣要供奉起來。他們對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不信任。所以我說，那個時候社會是虛偽的，人人都不講真心話，當然說人人是不對的，有人還是講真心話的，就是受批判的這些事情。反對理工分家。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因為在蘇聯是掌握政權以后把這些老干部送去學習。在中國最初也有一點，但是不多，就讓這些沒有管理知識的，更不用說這個科學知識的老干部，這些沒有文化的人都掌握了大權了。
王德祿：你從蘇聯回來，然后到系里就去發言，說這些個話。然后毛澤東說工人階級說話了，一開始的時候，你就有看法嗎？
孟昭英：還沒有，到1957年的時候才宣布的。
孟昭英夫人：在《北京日報》報紙上也刊登了。批判就是無中生有的，只許人家罵你，你不能還嘴的，不能分辯。
孟昭英：到現在也還是這樣，不容方勵之分辯，分辨了也不能刊登出來。他們批判你，斷章取義的東西都可以在報紙上宣傳，但是你不能夠反駁。我是極右分子，始終敢講話。給我開批判大會的時候，我罵了常迵。我堅持我的觀點。反右的時候，我講過中蘇的貿易是不平等的，我反對跟蘇聯的不等價交換。我從來沒有反悔過我的思想。
孟昭英夫人：報上還登了改正的事。1979年1月份的報紙，最早的一批登了他，哪些教授、哪些人改正了，我們根本都不知道，我們聽不到，也不愿意看這個報紙，突然間有人把報紙拿來了，說你來看看。他是個典型的又臭又硬的人。最后我們看了，報上確實登了，錯劃了右派，他們跟書記跑到我們家里說，當初是可劃可不劃，但是最后還是劃成了右派，孟先生這個材料是最典型的。
孟昭英：他們把我打成右派，沒有書面通知，只是在一個會議上宣布的。當時他們讓我簽字，我說的話我都承認，就簽了字。
杜開昔：請您具體講述一下批判會的情況？在哪里開的？
孟昭英：那個是全學校的批判大會，我就記得蔣南翔宣布我是極右分子，宣讀我的罪狀。那時候有很多人的，我都不太記得了。反正是學校的重要人物，也有別的右派人。批判我的時候，我一點都沒傷心過。
杜開昔：紅衛兵他們來查你的東西嗎？
孟昭英：抄家了，把書都撕了，瓷器都打了，還有一套《資治通鑒》也沒了。那時候我家里全是櫻木家具，后來改成一間房子了，沒有地方放這些東西，賣掉了，現在只剩下一點硬木家具。我們這里三間房子住三家，我們一直只有一間房子。在這種情況下我去找我姐夫。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古董破壞的太多了，我有很多古書全都當爛紙賣了，三分半錢一斤，拉了三車。還有一套大理石面的、圓的、硬木桌子才賣了十塊錢。
杜開昔：文化大革命期間，你們是重點批判對象嗎？
孟昭英：在最初的時候，我們不是重點，當然也是很不得志的。
孟昭英夫人：就是說這個已經打下來了，他沒有不理你。你不是右派了嗎？你打下來了嘛，他就一開始要整當權派的。
孟昭英：最初蔣南翔為了不挨整，企圖轉移目標，頭一個挨整的就是劉仙洲。那時候劉仙洲是第一副校長，非常崇拜共產黨。當然我們都是反動學術權威，列在他們后面。但是那時候重點不是我們，后來不知道什么原因，重點轉移到我們身上。當然也不僅僅是我，常迵也一樣。還是蔣南翔他們那些人搞的。
王德祿：反右以后您的待遇有變化嗎？
孟昭英：我從一級教授降到了三級。1979年的一月份又恢復為一級教授。其他的職務都不能恢復了白損失了，但是給恢復了科學院學部委員。
孟昭英夫人：原來是學校學術委員會的委員，現在不是了，老了嘛。
杜開昔：文革期間你挨打了嗎？
孟昭英：有一天晚上有人把我抓走了，上來就打我。我的眼鏡被打掉了，眼睛出血了。我認為，這些紅衛兵是毛澤東派去的，毛澤東支持這件事。在把我抓走之前，有人問我們要存款條。我說我們的存款條拿到城里去了，現在沒有，明天給你。他說不行。后來我才知道，家里都被抓起來了。紅衛兵拿著一個木棍子，打了一頓，過了一會兒又來打，說待會兒還來打你。當時我想還是跑掉吧，我就從樓上跳了下來。紅衛兵看到我受了傷就找了個吉普車把我送到積水潭醫院，但是醫院不收，包扎了一下，又把我抬回來。他們說我是“畏罪自殺”。
孟昭英夫人：他當時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又是右派，醫院哪敢收??！
王德祿：當時主要是想逃還是想去死呢？
孟昭英夫人：當然是想逃，他才不愿意死呢！他還想活著，以后看著毛澤東死呢！
孟昭英：我帶了一個夾被，把夾被撕成布條，拽著到三樓就纏住了。當時有一個教授從五樓跳下來了，摔死了。這樣死的有好多人。清華跳樓的人很多，具體數據學校應該統計了，但是他們不會公布的。
孟昭英夫人：人家給他寫了一本書，特別有意思。他的經歷很坎坷，工作很賣力，最后被整的死去活來。王明貞被逮捕了，被關在大興城。她不交代，她說不是美國的事兒，也不是巡捕房的事，是捅破天的事兒。她很早就不工作了，每當她講起這個故事，都會很傷心。她在監獄里整整被關了七年，一直勞動，天天吃的是咸菜、窩頭?？上攵鞘裁醋涛?，她居然還能活著，不簡單！
- 謝玉銘（1893~1986），福建泉州人，謝希德父親。物理學家、教育家。1917年協和大學畢業，1923年赴美留學，次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1926年獲得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到燕京大學任職。1946年后，在馬尼拉東方大學任教18年之久。1968年退休后移居臺灣。
- 吳有訓(1897～1977)，江西高安人。1920年畢業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1年赴美芝加哥大學留學，1926年獲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先后在江西大學、中央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學校長。1950年夏任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長，同年12月起任中科院副院長。
- 林家翹（1916~），福建福州人，生于北京。193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41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應用數學碩士學位，1944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航空學博士學位。曾在清華大學、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布朗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校任教。
- 戴振鐸，江蘇吳縣人。1947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
- 袁加騮(1912～2003），南安陽人。1932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物理學系，1934年獲該校碩士學位。1936年赴美，1940年獲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歷任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研究員，布魯克黑文國立實驗室物理研究員。
- 殷宏章（1908～1992），祖籍貴陽，生于山東兗州。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生物系，1933年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1935年赴美留學，1938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貒?，歷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學上海植物生理所所長。
- 畢德顯（1908～1992），山東平陰縣人。1934年獲得燕京大學物理系碩士學位。1940年赴美留學，1941年獲得斯坦福大學電機系碩士學位，1944年獲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博士學位。1947年回國，先后擔任南京中央大學物理系和大連大學教授，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副院長。
- 朱蘭成（1913～1973），英文名 Lan Jen Chu， 江蘇淮陰人，電磁波專專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1934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 1935年和1938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后一直在麻省理工任教。在二戰期間， 他研究發展雷達及波導，以其卓著貢獻榮膺美國總統科學獎章。 1952年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
- 王明貞（1906～），蘇州人。王守競胞妹。1930年畢業于燕京大學，1932年獲該校碩士學位。1938年赴美留學，1942年獲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曾在云大大學數理系任教授。1949年8月再次赴美，在諾屈丹姆大學任教。1955年5月回國，任教于清華大學。
- 鮑家善（1918～），祖籍蘇州，生于北京。1940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物理系。1943年獲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歷任南開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教授，1983年之后擔任上?？萍即髮W教授。
- 霍秉權（1903～1988），湖北黃岡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畢業于中央大學物理系。1930年赴英國留學，先后在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從事物理學研究工作。1935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鄭州大學副校長。
- 葛庭燧（1913～2000），山東蓬萊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40年獲燕京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41年赴美留學，1943年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物理學博士學位。1949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教授，中科院應用物理所、金屬所和固體物理所研究員。
- 余瑞璜(1906～1997），江西宜黃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畢業于南京大學物理系。1935年9月考取庚款赴英留學，1937年獲曼徹斯特大學物理系博士學位。1939年回國，在西南聯大金屬所任職。1946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1952年任長春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 李書華（1889～1979），字潤章，河北昌黎（盧龍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1913年留學法國，1918年獲圖盧茲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22年獲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后，歷任北京大學物理系系主任，中法大學代理校長，北平大學副校長兼代理校長，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北平研究院副院長、中央研究院總干事。1953年定居美國。
- 陳尚義（1916～），1932年畢業于燕京大學，1934年獲碩士學位，1938年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學習，1940年獲物理學博士?；貒笙群笤谘嗑┐髮W和中央研究院北平物理所任職。1949年去美國，在俄勒岡大學任教授。
- 孟憲振（1931～1968），生于北京。孟昭英的長子。1952年畢業于清華物理系，赴蘇聯留學，獲副博士學位?；貒笕沃锌圃何锢硭彼L，“文革”中受迫害自殺。
- 丁石孫（1927～），江蘇鎮江人。195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數學系。后在清華和北大任教， 1984-1989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國政協教育文化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第九、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錢偉長（1912～2010），江蘇無錫人。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1940年赴加拿大留學，1942年獲得多倫多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和美國國家噴射推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1946年回國，任教于清華、北京、燕京大學。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中科院自動化所所長、上海工業大學校長等。
- 黃萬里（1911～2001），生于上海市川沙縣，黃炎培之子。1932年畢業于唐山交通大學。1934年赴美留學，1935年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學位，1937年獲得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唐山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 宣受之（1921～），浙江余姚人。194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機電系。1950年到東北工業部研究所工作，1956年到中科院電子學所任職，1957年被劃為右派，遣送勞改。1979年平反，恢復公職回所，1985年被評為副研究員，1986年被評為研究員。
- 余理華，余瑞璜之子。1969年畢業于吉林大學物理系，1980年和1984年先后獲得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理學碩士和博士學位。長期在美國布魯克海汶國家實驗室從事加速器物理和自由電子激光科學研究。
- 任之恭（1906～1995），山西沁源人，畢業于清華大學。1926年赴美留學，獲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1929年獲賓夕法尼亞大學無線電碩士學位，1931年獲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任山東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創辦清華大學無線電研究所。1946年又赴美搞研究，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1972年后，多次回國訪問、講學。
- 華羅庚（1910～1985），江蘇金壇人。中科院院士（1955）。1946年赴美留學。1950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教授，中科院數學所、應用數學所所長。
- 童第周（1902～1979），浙江鄞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哲學系。1930年到比利時的自由大學留學，1934年獲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在山東大學任教，后任副校長，中科院海洋所所長、中科院副院長。
- 吳大猷（1907～2000），廣東高要人。畢業于南開大學。1931-1933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后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任教。1965年任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物理與天文系主任。1983-1994年出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 饒毓泰(1891～1968)，江西臨川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中科院院士（1955）。1911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1913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1917年獲碩士學位。1922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南開大學物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和物理系主任。文革期間上吊自殺身亡。
- 鄭華熾（1903～1990），廣東省中山縣人，鄧稼先的姐夫。1928年畢業于南開大學。同年赴德國柏林工科大學、格丁根大學、慕尼黑大學學習。1932年獲奧地利格拉芝工業大學工學博士學位。1935回國，歷任中央大學教授、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教務長，北京師范大學副教務長。
- 馮秉銓（1910～1980），河北安新縣人。193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34年獲得燕京大學碩士學位。1940赴美留學，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嶺南大學物理系和電機系教授、嶺南大學教務長。1952年后在華南工學院歷任籌委會委員、教務長、副院長等。
- 徐璋本（1911～1988），湖南長沙人。上海交大畢業后赴美留學，1940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54年回國，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任教。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蹲了20多年監獄，后平反。
- 洪晶（1917～2003），女，原名洪晶晶，原籍福建閩侯，生于北平。1937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物理系。1945年赴美留學，次年獲羅徹斯特大學應用光學碩士學位，1948年再攻讀博士學位，朝鮮戰爭爆發后，1951年3月提前回國，歷任輔仁大學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代主任，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等。
- 許宗岳（1911～1974），湖北武昌人。1934年畢業于華中大學物理系。1936年獲燕京大學碩士學位。1943年獲美國布朗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1945年回國，任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教授，中科院武漢電子所研究員。
- 吳敬寰，早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曾任中山大學電工系主任。1940年代末任中國業余無線電協會廣州分會負責人，是我國無線電電子學方面的老前輩。1949年調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工作。1980年代在黃山開會不慎失足遇難。
- 許軍言，燕京大學畢業，曾和張文裕一起赴美留學。
- 張文裕（1910～1992），福建惠安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3年獲得燕京大學碩士學位。1935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1943年赴美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1956年回國，歷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
- 王承書（1912～1994），女，湖北武昌人，張文裕的妻子。。中科院院士（1955）。1934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物理系，1936年獲碩士學位。1941年留學美國，1944獲密歇根州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56年回國，歷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熱核聚變研究室、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副主任，華北605所副所長。
- 魏培修，燕京大學最早的碩士研究生之一，謝玉銘得意弟子，后留學美國取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50年代院系調整后到齊魯大學任教。
- 許原東，特務，燕京物理系畢業，比孟昭英早一二屆。
- 高兆蘭（1914～1999），女，昆明人，馮炳銓的夫人。 1936年獲嶺南大學物理學碩士學位。1944年獲美國密歇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嶺南大學教授。1949年后，任中山大學激光光學與光譜學研究室主任。
- 龔祖同（1904～1986），生于上海，光學家。中科院院士（1981）。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后留校任教。1932年進清華大學研究生院。1934年赴德國柏林技術大學深造，1937年底完成博士論文。1938年初回國，任中科院西安光機所所長。
- 赫崇本（1908～1985），又名赫培之，滿族，遼寧鳳城人。1932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44入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氣象學，194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9年回國，任山東大學任海洋學與氣象學教授，中科院水生生物所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員、山東海洋學院副院長。
- 施士元（1908～2007），上海崇明人。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29年赴法國巴黎大學鐳研究所留學，在居里夫人指導下，從事核普學研究工作，1933年獲科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兼教研室主任。
- 翁文波（1912～），浙江鄞縣人，翁文灝的堂弟。。中科院院士（1955）。1934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9年獲英國倫敦帝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玉門油礦工程師。1949年后，任石油勘探開發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
- 翁文灝（1889～1971），浙江鄞縣人。1912年獲比利時魯文大學地質學博士學位。1916在北京與丁文江等人共同創建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曾出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和行政院長。
- 趙九章（1907～1968），浙江吳興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5年赴德國柏林大學學習，1938年獲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在西南聯大任教。1950年創建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并任所長，“651”衛星設計院院長。文革期間自殺身亡。
- 周同慶（1907～1989），江蘇昆山縣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清華大學畢業后，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讀研究生。1933年學成回國，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南京中央大學、重慶交通大學教授，1952院系調整后到復旦大學任教。
- 李強（1905～1996），原名曾培洪。江蘇常熟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1年在蘇聯郵電部通信科學院學習和教學，1938年回國，曾任對外貿易部部長。
- 顧德歡（1912～1993），又名張瑞昌。曾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1949年后任寧波地委書記，浙江省副省長。1956年調任中科院電子所籌備組組長。1978年后調任中科院黨組成員。
- 王士光（1915～2003），原名王光杰，天津人，王光美的四哥。清華無線電系肄業。1949年后，任軍委通信兵部電信工業管理局副局長，第4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電子工業部總工程師。
- 馬大猷（1915～2012），祖籍廣東潮州，生于北京。中科院院士（1955）。193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938年赴美國留學， 1940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在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等任教，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教務長。1955年調中科院，歷任物理所、電子所、聲學所研究員、副所長，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等職，還曾任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名譽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
- 陳芳允（1916～2000），浙江黃巖人。中科學院士（1980）、兩彈一星元勛。193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45年赴英國參加新雷達研究工作，1948年回國。先后在在中央研究院生理生化所、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研制神經生理方面的電子儀器。1953年調任中科院電子所副所長。
- 張恩虬（1916～1990），廣州人。中科院院士（1980）。193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45年赴英國馬拉德電子管公司進修。1947年回國，在廣州嶺南大學物理系任教。1949年在東北科學所和中科院機械電機所任職 。1978—1990年任電子學所副所長。
- 周壽憲（1925～1976），江蘇淮安人。1946年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電機系。1947年赴美留學，1949年和1951年分別獲密歇根大學電訊系碩士和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參與研制中國第一臺計算機。文革期間跳樓自殺。
- 謝毓章（1915～2011），江蘇蘇州人。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42年獲碩士學位。1948年赴美留，1950年獲范德比爾特大學博士學位。1957年春天回國，任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
- 吳學周（1902～1983），江西萍鄉人。1924年畢業于東南大學化學系。1928年赴美留學，1931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任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所長。1949年任中科院物理化學所所長。1952年到長春組建了中科院長春應用化學所并任所長。
- 方勵之（1936～2012），杭州人。天體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1980）。195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58年調至中國科技大學，曾任副校長，1989年后任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天體物理學教授。
- 常迵（1917～1991），北京人。中科院院士（1955）。1936-1937年在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習，1940獲西南聯大電機系學士學位。1945年獲麻省理工學院電機工程碩士學位，1947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在清華大學任教。
- 劉仙洲（1890～1975），又名劉振華，河北完縣人。機械學家，中科院院士（1955）。1918年獲香港大學工學院機械系學士學位，1924年任北洋大學校長。1947年任清華大學教授，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