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張
采訪人：王德祿
訪談時間：1989年3月1日
訪談地點：中關村黃莊劉源張家
整理人：高穎、鮑怡、姜福幀
1989年3月1日，王德祿采訪劉源張攝影
劉源張（1925~ ），山東青島人。中國工程院院士（2001）。1941年9月考入燕京大學。1942年3月赴日本長崎就讀。1946年4月考入京都帝國大學（現京都大學）經濟學部，1949年畢業。經學校推薦，1950年10月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1954年10月獲運籌學碩士學位。1955年8月離開美國，重新回到日本，在日本的工廠工作。1956年8月回國，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運籌學研究室任副研究員。1961年運籌學室并入數學研究所，1978年升任研究員。1966年8月以“美日特務”為罪名被關入大牢近9年，出獄后一直從事質量管理工作，1979年12月由國務院授與“中國勞動模范”稱號。1980年成立系統科學所，任副所長。1984年9月，被美國質量管理學會提名為國際質量科學院院士；1985年10月，被亞太質量管理組織授予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質量管理推動獎。
王德祿：您能談一談早期的經歷嗎？
劉源張：我去日本的時候是1942年初，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實行三光政策，非常猖狂。日本投降以后，人們的生活非常慘，衣食住行保證不了，社會秩序很紊亂。
日本在侵華戰爭的時候，主要用三種方式讓我們勞動，大概1941年從山東抓了一批勞工在北海道挖煤炭，我也是其中之一。日本投降之后我們就溜了。我們一幫人爬上火車，自己開著火車，一直南下，有人手持鐵棍見日本人就打，發泄呀！當時我不動手，我手下有一幫人。就這樣，到了大阪在京都的美軍司令部，也叫盟軍司令部，后來找到京都大學共進會。因為當時在日本，華人團結互助很重要，找到之后說要和日本人交戰。當時去的人會講英語的人不多，有我、王翰林，還有一個名人叫曾昭科。曾昭科原來是香港皇家警察，現在是廣東省人大常委副主任。我們都是山東人，老鄉見老鄉呀。他準備把我們勸走，可是這個任務不好辦，一些人還要打。他說：“老兄。氣也出的差不多了，到此算了吧?！蔽覀兇虻竭@里也打夠了。（笑）。后來日本的黑幫頭子找到我，要和我們交兵，我拒絕了。
當時的社會秩序很亂，主要是美軍和警察維持。戰后初期日本也窮，他們經常睡在街上，老太太們還有警察給姑娘們站崗，保護女人的貞操呀，也怕小孩子搗亂。當時美國兵找日本姑娘的很多，原因嘛——物質豐富吧！一個小兵開著吉普車到學校接姑娘。車多呀!也沒太長時間，治安好了起來。
王德祿：您是怎么看待中日貿易摩擦的？
劉源張：現在一說貿易就是摩擦，但是這個背后和之前還有很多話要談，不談那個只說這個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日本也要考慮日本人的前途，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日本的小學生一學地理就會有一種感覺，朝鮮半島像一把刀子一樣插到他的心臟里，長源半島后面誰還使勁的捅了一刀？任何一個日本人，從小就會有這種感覺，因為一看地圖就很清楚，日本像是一個長條，朝鮮半島正好捅在這個中心，關東在這個地區，像把刀子把似的，國外一個大手攥著呢。日本人就是這么看的。
王德祿：這是一種危機感。
劉源張：日本跟中國的關系，日本人覺得要么把中國占領了，要么就想辦法壓制中國，不能讓中國太厲害了，借老美就借老美的。你看西邊，美國還算遠一點，記得抗戰勝利日本投降簽字的時候，蘇聯在北邊，西歐那邊也過不來，只有中國在旁邊，現在還挺好，夾個臺灣，臺灣的海軍還打一打。我們這是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但是中國還有哪一個人是從日本這個角度看問題的呢？
日本老百姓是怎么看靖國神社的？事實上不是中國政府說的那么回事，日本人是不想那些事情的，他們想的是我的爺爺、曾祖父是哪一年在甲午戰爭中死去的，他們想的不是什么侵略不侵略，他們腦子里根本就沒有這個概念。日本人想的是人都死了，何必再計較，我們只是紀念一下親人的靈魂。最近美國又開始欺壓了，我們組織了一些會議、報告，他們來信表示非常感謝，這個評價是很高的。我英語講得不怎么好，但是我了解他們，他們上次來讓我寫一本書，問我要寫多長時間，我說三年。
王德祿：您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劉源張：我記得當時我去一個酒店住宿，酒店的公示板上寫著有床鋪，但是他們說客滿了，我說你這上面不是寫著有床鋪嘛，他馬上表現的不大好意思，說那你上來吧，我們可能弄錯了，位置還沒有換呢。這顯然就是不歡迎中國人嘛！
王德祿：遇到過對您的影響很大的事情嗎？
劉源張：有一次。朝鮮戰爭打完了，兩邊談判簽字，學校沒有通告放假，那邊談判進行實況廣播，我當時住在學生宿舍，在屋里待著無事可做，美國學生都不上課了，都在聽這個廣播，他當時對我說你們真是厲害啊。他之所以說我們中國人厲害是因為這些美國人，不是他的親戚、就是他的朋友或是知道的人，在朝鮮戰場上不是死了就是傷了。
正好那天是感恩節，我室友非要請我到他家去過這個節，因為我跟他同屋，當時就去了。他們家來中國客人了，當時很是稀奇，他媽媽請客，還把他家的鄰居都請來了。吃飯時他媽媽看了我一會兒，最后說，我看你跟我們長得都一樣??！因為當時中國人在美國被宣傳成“青面獠牙，見著美國人就打”的形象了。旁邊的一個小伙子，是他家的鄰居，說老大娘你別信那一套，因為我剛從朝鮮戰場上回來，了解情況，咱們在朝鮮干一樣的事兒，也打，也亂殺。我室友的媽媽聽了就很不高興，說我們基督教徒怎么能干這種事！我這時候覺得美國老百姓很可愛，什么情況也不了解。
咱們這些留學生到美國去一個是靠忍，一個是靠當地那些五十多歲的中國籍的老科學家、教授幫忙，比如說林福源（音）。林福源一直想回來看一看，前一段時間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上說老兄，你是科學院的名人，你幫我解釋解釋，我確實在臺灣有個叫林福源**的公司，那是臺灣那幫人利用我的名義創辦的，跟我是沒有關系的。他寫這封信就是讓我幫他解釋這件事，說他跟臺灣沒有關系，可以回國來看看。在美國也是這樣，我去美國也是在一個特殊的時期（抗美援朝和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我們是一批特殊的留學生，特別是我，更特殊，在大阪、長崎、高松、山口都呆過。
王德祿：那個時候是否遇到麻煩？
劉源張：也被傳訊過。很簡單就問兩個問題。第一個：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說不是。第二個：你家庭里誰是黨員？我說也沒有。OK!就回來了。
王德祿：我采訪的這些人中只有您在日本讀過書。您覺得您在日本留學和在美國留學有哪些不同？
劉源張：日本的社會比較排外，跟日本人打交道很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外國人到了美國就很容易跟當地人打交道。我剛才說的外國人，咱們再說中國人，因為意大利人到美國和中國人到美國待遇是不一樣的。中國人這些年來受日本的壓迫太厲害，日本根深蒂固是瞧不起中國人的，日本瞧得起唐朝，很瞧得起唐朝，心悅誠服的那種，對滿清以后的中國就瞧不起了，我不是胡說八道，我在日本體會很深。
留學生都有一個毛病，去哪個國家留學，就會對那個國家有種特殊的感情，留蘇的就說蘇聯好，留日的就說日本好，留美的就說美國好?，F在外國就利用這一條，這是人情所在，我到日本留學我說日本不錯，因為我了解它，這是感性，但是還得有理性啊，我畢竟不是日本人、美國人，我是中國人，理性和感性得平衡起來。為什么講這個呢？因為外國人推測中國的新領導換了，就是蘇聯、東歐留學的，會不會一邊倒啊，中國解釋說不可能，沒有這回事兒。我覺得這個感情，你比如說戈爾巴喬夫來了，李鵬接見他，可以拿俄語跟他直接對話，布什來了就不行，這就是很大的不同。當然作為一個國家不能用感性來支配問題，得用理性，出去留學的也一樣，黨內職務沒有那么高，影響沒有那么大，但是你也得想著這一點。
中華民族的復興，在這個世界上取得一定的地位，保證中國人生活的提高，當年我們回來不就是為這個嘛！當然我沒有那么大的愿望，我想著至少要提高我家的生活水平，提高自己家的生活水平就是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大家都這么想，那生活水平也就提高了。利用你過去的經歷，跟這些國家保持友好的關系。這種友好的關系是兩頭的，他們的話你要懂，你的話他們也要懂。
【腳注匯總】-人物注釋
- 曾昭科（1925~1986），滿族，廣州人。香港華仁英文書院肄業，1947年畢業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后回港加入皇家香港警察，先后任職政治部、九龍刑事偵緝處副處長等要職。1961年升任助理警司，同年因被揭發擔任間諜而被港英政府驅逐出港。后在廣州定居，先后任暨南大學教授、系主任，廣州外國語學院教授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