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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訪談整理】王德祿采訪傅承義

              • 長城戰略咨詢
              • 2023-10-08

              傅承義


              采訪人:王德祿

              訪談時間:198939

              訪談地點:中關村傅承義家

              整理人:焦安欣、高穎、鮑怡

               

              傅承義(1909~2000),福建閩侯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957)。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并留校任教。1940年赴加拿大留學,1941年獲麥吉爾大學地球物理勘探學碩士學位,并被導師推薦到美國科羅拉多礦冶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因對專業方向不滿意,又突發腰病,不宜做野外作業,1942年又被推薦到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攻讀地球物理學,1944年獲博士學位。1947年春回國,歷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名譽所長,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地震學會副理事長,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先后在北京地質學院、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負責建立了有關地球物理學教研室,并任中國科技大學地球及空間科學系主任,長期從事物理和地球物理的研究工作。

               


                  王德祿:請您介紹一下大學畢業以后的經歷。

              傅承義:1933年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一年后轉成助教,1938年又升職為教員。按中國當時的制度來講,助教并不是給某一個教授做助手,它只是一個職位。在清華大學,做實驗都由助教負責。所有教授都要上講臺講課,不管實驗。盡管有的助教上課,有的不上課,對物理系的學生而言,助教至少算是半個老師,因為物理系的實驗課非常重要。我做了四年助教,按規定只要在學校任職滿五年,助教就可以轉成教員,可以上課。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后,清華大學搬到長沙,當時我沒來得及走。后來清華大學又搬到昆明,1938年我才離開北京去了昆明,在西南聯大做了一年教員,給一個班教普通物理課。

              1939年我考上了庚款留學。那時候考上了不能立即出國,要根據各自的情況在國內先實習,進修一年。我考的是英庚款,對英文要求比較嚴格。我的英文成績達到了分數線,不用補習了。林家翹、郭永懷、錢偉長和我是同一年考的,他們的英文都不及格,要補習。我當時報考的是地球物理,只需補習專業課。當時報考的專業是指定的地方,比如地球物理一共二十四個名額,考生一旦被錄取,所有的事情都由英庚款組織會安排,他們給學生買出國的船票,幫助學生辦理出國手續。本來考取留英庚款的考生是去英國留學,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們這批人都去了加拿大。1940年我們出國了,林家翹、錢偉長、郭永懷也在加拿大,只不過我們不是一個學校。他們三個都在多倫多,我在蒙特利爾。

              1940年到1941年,我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麥吉爾(McGill)大學物理系念物理探礦專業。本來我不想念學位,可是學校非得讓我拿個學位。我用一年的時間拿到了碩士學位。1941年夏天,我轉入美國科羅拉多礦冶學院,那是當時美國最出名的物理探礦學校。我在那里念了一年,感覺不太好。當時我的身體也不好,因為我在中學跳三級跳遠的時候,腰受過傷。在大學體檢的時候,醫生說我的身體狀況不適合做野外工作。學物理探礦專業不能做野外工作,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1942年我只好轉到加利福尼亞州理工學院(簡稱CIT)念普通地球物理,物理探礦也屬于地球物理,叫做應用地球物理。當時加州理工學院有一個世界權威的地震專家,我跟著他學習普通地球物理,也就是一般的地球物理,而不是探礦地球物理。1944年我獲得了博士學位。

              我在CIT學習期間,中國人不少,有林家翹、郭永懷、畢德顯、盧嘉錫、錢學森和我。我們當中有的是學生,有的已經不是學生了。比如錢學森,他是1934年去加州理工學院的,比我去得早。當時他已經畢業,拿到了博士學位,在做副教授。在這些人中,錢學森是去的最早的,我是第二個去的。當時CIT在美國是很出名的學校,從那里畢業的中國學生也很多,像周培源和上海復旦大學的談家楨都是CIT畢業的,回國的留學生也有很多是CIT的。我之所以去CIT,是因為CIT是美國最好的學校,它的地球物理專業不僅是美國最好的,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林家翹和錢學森也是慕名而去的。

              1944年讀完博士學位后,我暫時到一個地球物理公司做咨詢顧問。那時候我一半時間在公司工作,一半時間在學校教課。1944年到1946年,我暫時在加州理工學院做助理教授,學校給我提供的辦公條件和生活條件都很好。1946年到1947年,我一邊做石油公司顧問,一邊在學校教課。在美國,助理教授的職位在講師之上,屬于教授一類。一般大學畢業后可以做講師,在美國起碼是博士畢業兩年以后才能做助理教授。教授等級的人買書時有折扣,講師待遇沒那么好,跟教授有很大差別。當時,中國人在美國做助理教授的只有十幾個人,包括錢學森、林家翹在內。我們那時候能做上助理教授的職位,已經很不容易了,現在中國人在美國做教授的非常多。

              王德祿:您認為美國人歧視中國人嗎?您有關于種族歧視的特殊經歷嗎?

              傅承義:美國的種族歧視很嚴重。以前中國人在美國地位很低,解放后中國人的地位才有所提高。日常生活中的實例有很多,如果一條街上有一棟房子是中國人的,那么這條街上的房價就會受到影響。比如說,周培源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后來他回國了。他第二次去美國后,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院做研究員,他想買房子,就是買不到。因為賣房子的中介人總是給他找黑人街,后來找到一棟房子,一側住的白人,另一側住的是黑人,他住在中間。特別是在學校附近買房,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

              1947年,我需要換護照了,美國國務院批下來以后,說我可以辦一個永久居留許可,就是現在的綠卡。因為我沒有辦理國內手續,這就需要在美國一個領事館里辦一個簽證,然后拿著它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轉一圈,只要出了國境,再拿著美國領事館的簽證回來,就可以得到永久居留許可了,當時教授有資格申請永久居留許可。我還沒有拿到綠卡,就收到了趙九章的聘書,他邀請我到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做研究員。本來我就想回國,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單位,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是很吸引我的,氣象所關于氣象、地球物理的書籍比我呆的地方多得多,這個非常好。于是我決定回去。

              收到他的來信,又過了兩個禮拜,我就回國了?;貒鴷r,美國國務院也已經批準給我永久居留許可了,我連招呼都沒打就直接回來了,因此得罪了美國國務院。那時候我從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不知道有那些程序。1980年我再次去美國的時候,一個老朋友告訴我的,現在想來這件事辦的確實是有些不妥,不禮貌。

              我回來以后,認識我的人都覺得我太愚蠢了,國外有那么多機會,前途一片光明,我卻沒有好好把握。但是我們這一代人愛國思想非常濃厚,回國的決心也很大。

              王德祿:您剛回國時中央研究院在什么地方?

              傅承義:在南京。我回國的時候正好趕上國民黨選國大代表,選中我了。因為我不參加政治,也不搞這些。

              我是1947年回來的,1948年下半年由南京疏散到上海,淮海戰役已經打完了,國民黨要倒臺了,我在上海呆到1949年解放。中央研究院里跟我同一時期回國的還有兩個人,張文裕和錢三強,我們三個是中央研究院待遇最高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們很快由上海返回南京。因為1950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了氣象研究所,趙九章是第一任所長。氣象研究所后來改成地球物理研究所,它是由幾個機構合并而成的,以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為基礎,將中央研究院的物理所地磁室,北平研究院的物理所物探室,地質調查所的地震所和氣象所合并成立了地球物理研究所。我從1954年留任,一直工作到現在。我剛回國的時候,工資和所長的一樣,待遇是最高的。

              王德祿:您在美國期間和回國以后分別做了哪些工作?

              傅承義:我在美國時就做研究,回來還是做研究,當然我在美國的貢獻非常突出,研究成果多一點?;貒?,一直到1956年我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做實驗。1956年之后沒有什么研究成果,因為那時候開始搞運動,基本上沒怎么做事。跟我一年回來的或者比我晚回來的,在美國經常聯系的那些人都躲起來了,這是一個普遍現象,不只是我一個人這樣。

              王德祿:回國后您參加了哪些運動?

              傅承義:幾乎所有的運動我都參加了,包括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土地改革、反右運動,還有文化大革命。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這兩次運動鬧得很厲害。

              反右的時候我也挨批了,我不太清楚為什么批判我。那時候搞運動有定額,每個機關有多少人被劃成右派是規定好的。當時我并沒有什么言論,開會的時候,我不喜歡發言,即便是發言,也是被動的,我都是為別人打抱不平。這樣也不行。那時候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有一些被劃成了右派。反右期間,我做過檢查,是氣象所組織批判的。因為有一次,我們黨委書記當眾批評我,具體因為什么事情我記不清楚了,但我覺得他批評的毫無道理。我不服氣,當眾頂撞他了。搞運動的時候他們攻擊了我三次,都是因為這件事,都是突然襲擊,但最終也沒有打倒我。他們把我劃成了右派。他們沒有通知我們,就給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當時趙九章受保護了?,F在來看,領導當眾批判,無論對與錯,下級都不能當眾頂撞。那次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訓。

              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我們搞科學的人根本不能當領導,特別是當政治領導。我們現在是科學家,是功臣。搞科學,我們是內行,但科學家搞政治有點不倫不類。歷來科學家就是工具,連牛頓都是,我一直都這么認為,思想基礎就是這樣。

              王德祿:搞運動期間,您做研究的時間多嗎?

              傅承義:我只做了幾次研究。1953年我在北京地質學院創建了物理探礦教研室。這是中國第一個物理探礦教研室,在國內很有名氣。這個教研室從無到有都是我一個人操辦的。19531956年我在地質學院做了四年教研室主任,到最后累得筋疲力盡,當時我還在中國科學院,兼任物理探礦教研室室主任。1956年我轉到北京大學,創辦了固體地球物理教研室,又是從無到有。1961年中國科技大學缺少教力學的老師,把我調過去了,同時天文臺要安排天體物理的觀測,組織了一個初級培訓班,需要抓緊時間培養一批做天體力學的人才,又把我派到那里,培養學生,直到1963年我不教力學了。中國科技大學開辦了地球物理教研室,讓我去做教研室主任。1978年,“四人幫”倒臺以后,中國科大的地球物理教研室搬到合肥,并在那里成立地球與空間科學系,嚴濟慈請我去當系主任,我沒有實權,做了幾年遙控系主任??偠灾?,這幾年我就是“跑龍套”,很少做研究。

              普通地球物理和力學的內容是一樣的,我以前從沒接觸過物探,得從頭開始學,然后自己做,我就是孤家寡人。我大部分時間在培養干部,培養出來的干部對我也很好?,F在國內地球物理方面的干部,除了石油部物探局沒有我的學生,地質部物探局和地震局幾個骨干分子都是我的學生,在研究院的人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我的學生。我教書的時間很長,口才也比較好。如果要我說四十年來我對國家有什么貢獻,那就是培養了好幾百個學生。有一個地震學家曾經問我,為什么走到哪里都有你的學生?其實有些學生不是我直接教過的,他們是受了我的影響。我只是一個教書匠,有好幾百個學生,他們發展得都不錯。

              王德祿:您參加大躍進了嗎?

              傅承義:所有的運動我都是被動參加的。我沒有經歷過大躍進、大煉鋼鐵,只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去5個月。后來的上山下鄉我也沒有去,因為要給學生上課,不能隨便往外跑。

              王德祿:請談談文化大革命期間您的經歷?

              傅承義:當時我住牛棚了,我們所里有牛棚。我在所里是個堡壘,沒有什么可以讓他們抓住把柄的地方。我在牛棚里呆了7個月,在里面什么事情也沒做。他們說我是右派,是反革命。所有出國留學回來的,沒有一個人幸免。

              我進了牛棚之后,每天都要接受審問,早晨起來到毛主席像前悔過,沉默三分鐘。這樣做,也讓他們抓住把柄了。他們說,你在毛主席像前沉默三分鐘是什么意思?大不敬!這話聽起來有點可笑,我天天都是這樣做,熬過來的。還有類似的事情,桌子上有一摞書,其中有一本是《毛澤東選集》,如果誰不留神把茶杯放到這堆書上,這人就倒霉了。當時他們給好多人套上了這樣的罪名,搞得很厲害,實在太滑稽了!造反派的頭目說,如果沒打倒傅承義,那么這個運動就白搞了。因為我在所里的威望最高,可是他們沒有理由整我。當初若不是我身臨其境,我也會認為人們講得太夸張了,然而這不是藝術,事實就是如此。當時我也挨過打。我在里面不怎么說話,他們整我的時候就是體罰,讓我們站著坐飛機,根本就站不住,這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你低著頭試試,站三個小時,你就知道什么滋味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1968年我才回到研究所。我不是國民黨,也不反動,這時候他們想抓我也抓不了。除了顧功,我們所里的領導都被抓走了。顧功敘在地質部物探局當副局長,我在學校教書。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回到氣象所,中國科學院的人不認識他,組織部的人以為他是科學院的,這樣他逃過了一劫。顧功敘沒有什么個性,自己沒有主張,別人怎么說他就怎么做。以后我沒有什么特殊的經歷,“批林批孔”時,他們想抓我,但是沒有找到把柄,因為我什么也沒有說,我不搞政治活動,只是搞業務。我在所里是威望最高的,誰有問題都問我,聽取我的意見。雖然我沒有發表多少文章,但是我給他們出了不少主意,很多人發表的文章都有我的功勞?,F在學術界風氣不好,發表文章都要把名字寫上去,沒有做什么工作的還掛頭牌,可是我從來不揩別人的油。他們都覺得我的脾氣不好,太直。

              王德祿:您解放以后出過書嗎?

              傅承義:出過三本書。一本叫《大陸漂移,海底擴張和板塊構造》,我是第一個在中國介紹板塊方面發表文章的,另外兩本是《地球視角》和《地球物理學基礎》。我大概發表了50論文。解放前,事情稍微多一點。解放后,我的主要工作是培養干部,我真正對國家做的貢獻也就這一點。我是第一個真正出國學地球物理書的。

              回國以后,眼前有兩條路,一條路是繼續寫論文,另一條路是開拓創新。當時地球物理在國內還是一片空白,必須要有人去開創。兩個都不能丟,如果都去做,工作量會很大,所以我就想鍛煉鍛煉。其實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王竹溪和我是同班同學,我們一起搞設計。那時候我不想做教授,只想做老師,我喜歡教書。


              【腳注匯總】-人物注釋

              1. 盧嘉錫(1915~2001),生于福建廈門,祖籍臺灣臺南。中科院院士(1955)。1934年畢業于廈門大學化學系。1937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學習物理專業,193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5年回國,先后在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教。1960年任福州大學副校長和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所長。1981年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
              2. 談家楨(1909~2008),浙江寧波人。遺傳學家,中科院院士(1980)。1930年蘇州東吳大學畢業,到燕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34年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學習,1936年獲博士學位。1937年回國任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1949年后兼任理學院院長。1952年后任復旦大學生物系系主任。復旦大學遺傳所所長、復旦大學副校長等職務。
              3. 錢三強(1913~1992),浙江湖州人。中科院院士(1980)。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37年赴法國留學。1940年獲博士學位。1948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長,二機部副部長,中科院副院長兼浙江大學校長。
              4.  此說可能有記憶或理解上的偏差,無法證實他曾被定為右派分子。
              5. 顧功敘(1908~1992),浙江嘉善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畢業于上海大同大學。1934年赴美留學,1936年獲科羅拉多州礦業學院地球物理勘探專業碩士學位。1938年回國,曾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員,地質部地礦司副司長,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員。

              本欄目所有資料可以鏈接網頁,如需引用文章內容,請注明資料來源“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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