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鶴紱
采訪人：王德祿
訪談時間：1990年5月17日
訪談地點：上海盧鶴紱家
整理人：李雪、高穎、劉志光
盧鶴紱(1914～1997)，祖籍山東掖縣，生于沈陽。中國科學院院士（1980）。1936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物理系。同年赴美國留學，1939年、1941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碩士、博士學位。1941年回國，曾在中山大學、廣西大學、北京大學任教，1945年到浙江大學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時被調入復旦大學。
王德祿：請您介紹一下早年的情況。
盧鶴紱：我是陽歷1914年6月7日（陰歷5月14日）出生的，我在美國填表格就用陽歷。
我出生于沈陽南關，我爺爺家里，我的老家在沈陽陸家壇。我出生的時候，父親盧景貴剛去美國不久，他是通過考試出國留學的，那時出國的算是非常早的。父親是學機械工程的，家里有機械工程、科學、天文方面的書籍很多。
父親做官比較傳奇。最初他沒想做官，先在本溪當工程師，后來到濟南機車廠做代理廠長。當時，沈陽的張作霖大元帥家里讓日本人給按了暖氣，有一年，他家的暖氣怎么都燒不熱，請來日本工程師也沒有修好。張大帥有一個下屬叫王永江，給張大帥推薦說，有一個人剛從美國回來的，專門搞機械的，你把他調到沈陽，試試能不能修好。那個時候張作霖很有勢力，立刻把我父親調到沈陽給他修暖氣，很快就修好了，暖氣熱了。張大帥非常高興，給了賞錢，并請我父親回濟南了。王永江一聽說放我父親回去了，就跟張大帥說，這樣的人你還放他走啊，你不會用他嗎？張大帥覺悟了，馬上又把我父親調回來，擔任四洮鐵路局局長。我父親沒想做官，就這么當上了四洮鐵路管理局局長，兼任洮安鐵路局工程局局長。父親當局長后，經常有人行賄，外國人賣東西給你，你買了，人家就給你賄賂。父親不敢要，拿給大帥，問他這錢應不應該要？大帥說，這錢你自己拿著，這是外國人給你的，不是你問他們要的。這個錢我父親要沒要，我現在也不知道。此后，大帥更信任他了，還說他是個書呆子。
當年我一直跟著父親，他去哪兒我就跟到哪兒。我小時候比較顛簸，從沈陽到美國，美國到北京，北京到濟南，濟南到四平，四平又回到沈陽。
王德祿：他去美國您也跟著？
盧鶴紱：母親生了我之后，沒有靠山，受了很多氣，就抱著我到美國去找父親。我是一歲去美國的，一直到四歲，在伊利諾伊大學待了三年。
王德祿：這樣看來，您早年上學的經歷變化還是比較多的？
盧鶴紱：我在本溪上私塾，老先生教《孟子》、《論語》、《左傳》。后來到了濟南，在津浦鐵路局扶輪小學校上了三年小學。父親到四平做大官，我也跟著去了，在四平接著上小學，那是鐵路局小學，就在車站旁邊。我們家在四平有一個很大的四合院，那地方很好，我小時候就在那里生活。
我初中在沈陽第二初級中學上學，跟周總理一個學校。那時候，張作霖已經死了，張學良接替了他父親的位置。張學良不像張作霖那樣欣賞我父親。張學良任人唯親，把我父親撤了，但是不用撤的方式，而是以“高升”的名義，調任東北三省交通委員會主任委員，管路政，沒實權了。我們離開鐵路局，到了沈陽。那時候，父親的工資很高，可能比鐵路局長的工資還要高。
我高中在東北大學附屬中學上學。開始我沒想學物理，當時高中已經分了文、理班，我是理科班的。大概上了一年半，趕上“九·一八事變”，因為我們家在天津有房產，父親離開沈陽回到天津。我在河北省工業學院繼續上中學，就讀于機械系預科班，畢業后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我是預科班讀物理的學生中成績最好的。當時教我們物理的教授姓馬，他是英國留學的碩士畢業生，早就去世了。馬教授講得很好，我的物理分數最高。我本來想學工，由于物理分數很高，就改學物理了。
王德祿：您為什么選擇考燕京大學？
盧鶴紱：燕京大學有物理系。我父親對我的選擇沒有提意見，是我自己決定的。我到燕京大學后，才離開家，開始獨立生活。
王德祿：您能講講在燕京大學讀書時的情況嗎？
盧鶴紱：開始燕京大學物理系系主任是謝玉銘，后來系主任是英國人，叫班威廉（William Band）。班威廉是英國的碩士，很進步，一邊教書一邊調查中國的農村建設，還提出一些建議。班威廉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他的太太克勞爾是美國人。班威廉后來去了美國，加入美國國籍了。
抗戰時期，班威廉去過延安，后來回國了。他是搞純理論的，這里有他寫的一本書，是物理方面的教材。這本書主要講的是量子統計學。班威廉在美國研究原子彈的那個地方工作過。
我在燕京大學的時候，教普通物理的是孟昭英，他當時是講師；教力學的是張文裕；教熱學的是畢德顯，他現在南京，去美國留過學；教近代物理的是謝玉銘。我們班有四個人。一個是莫文泉，現在北京師范大學，年紀很大了；一個姓張，是個女的，南陽人，畢業后回南陽了；一個姓程，已經去世了。我們四個只有我留過學。畢業后，我們班其他人都沒有從事物理方面的工作。當時物理系的課本都是外文版的，外國老師教近代物理的是克勞德爾；教理論物理的是班威廉。
燕京大學畢業后，我拿到了理學士學位。畢業前，班威廉找到我說，你成績這么好應該留學深造。他還給我介紹了協和醫院的一個大夫，這個大夫是明尼蘇達大學畢業的。班威廉和這個大夫說，有這么一個青年，成績如何如何，明尼蘇達大學表示歡迎。我就是通過這個關系去了明尼蘇達大學。父親沒有反對我出國。那時候司徒雷登還在燕京大學，我出國前，他在病房里召見我，歡迎我到美國去。司徒雷登躺在病床上，對美國大學接收我感到高興。
王德祿：您是什么時間到美國的？
盧鶴紱：1936年我去了美國。那時候，明尼蘇達大學物理系只有一個日本人，沒有中國人，其他系有中國人。當時接收說的是讓我去物理系當助教，一個月工資六十美元，六十美元相當于現在的七八百。我半工半讀，教大學物理實驗，當時我們分了四個小組。我讀書的時候的物理老師，現在（1990年）還在世的有兩個，一個是我的導師尼爾（Nier），他是分離鈾235同位素的，證明熱中子能使鈾235裂變不能使鈾238裂變。尼爾與費米合作，分離這個重要的發現是尼爾做的。另一個是比克。我研究核物理是受了比克的影響，比克也在物理系工作，職位比尼爾高得多。比克也是我的老師。
我去明尼蘇達大學的時候比克是質譜學專家，我說愿意做他的學生，在他的指導下做碩士論文。比克聽了很高興，給了我一本書。這本書是愛因斯坦寫的。我問他有什么問題可以做，比克說，你把這本書看完就可以找到還有些什么問題了。比克不告訴我做什么，還說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去做。
后來我一邊上學讀書，一邊讀那本書。我發現鋰的同位素豐度比沒有定值，各位專家得出的數據相差很大，可以從8到14。我感覺很奇怪，鋰7、鋰6的豐度比沒有準確數值，這個比值到底是多少？我提出這個問題給比克，他說讓我自己做實驗，還把儲藏室的鑰匙給我。儲藏室里邊什么原件都有，原材料也有，進去隨便拿，拿完自己簽字，不花錢。他給你這個權利，你可以自己造儀器。我花了一年時間制造了一臺180度聚焦型質譜儀，研究熱鹽離子源的發射性能。期間，我還問了地質系一個助教，這一行的朋友幫我找所有含鋰的礦石，找到后，告訴我一系列的名字，我都要試一試。我在帶狀薄鈦片上電焊小白金盤，將含鋰礦石粉末置于盤上，用電流通過鈦片加熱，使礦末釋放鋰離子。在我之前最有名的鋰鹽是鋰輝石（Spodumene）。
在儀器上，后來我找到了Anblegonet,不知比鋰輝石好多少倍，好幾百倍，溫度不是很高就能發出很多鋰離子。這一點我比以前的文獻做的都好。文獻上這樣說，書中也說鋰輝石是最好的。Anblegonet是一個很好的發現。后來，我做完試驗發現，鋰的同位素（Isotope）出來時，輕的先出來，重的后出來，這叫擴散效應。輕的釋放出來的速度快，重的釋放出來的速度慢，過去我們不知道這些，現在知道了。輕的氣體先放出來，重的后放出來，所以這下有點糟糕了。我發現他的比值跟時間有關系，如果開始測量輕的多，末尾測量就重的多，這個豐度比值不一定，是時間的函數了，它被我找到了。熱離子發射的同位素效應，這個時候怎么辦呢？我豁出去了，一直等到熱源燒完了，不再出離子了，整個過程我都測量。這個曲線，先是低的，后是平的，最后是上升的，曲線畫出來了。每一個時刻的比值我都測定了，真正的數字不是平行，真正的數字是總共發出來的離子數目重的跟輕的比，時間積分法嘛。這樣一來，我測量的比值是12.29，在8到14之間。這個數字一測定出來，全世界都承認了。我已經把過去教授們測定的數值完全否定了。我測定的數值被選定為國際同位素表上的準確值。
后來，我馬上直接讀博士了。讀博士的時候他們看我工作很起勁，有獨創能力，博士就給了題目。博士題目很重要，我的題目跟原子彈有關系。剛開始我想做原子彈，就是用質譜儀分離鈾235，分離的已經是很早的了，那是微觀數量而不是宏觀數量的分離，需要制造大量的質譜儀，很多質譜儀就可以制造成一個原子彈。如何用特大的質譜儀長時間積累出足夠數量的鈾235？這是當時面臨的一個難題。我研究的任務就是解決這個問題，想辦法把質譜儀提升幾個數量級，就是用我們系里的設備，看看能升高多少。我制造了一臺新型60度聚焦的高強度質譜儀。我的論文是1938年完成、發表的。1939年我先獲得了碩士學位。其實我不在乎他們是否很快給我這個學位，反正要繼續讀下去的。
王德祿：當時你們系有幾個人參與了搞原子彈了？
盧鶴紱：參與搞原子彈工作的人很多。教授只有兩個，尼爾和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是專門搞中子物理的，后來擔任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任職一年后去世了。后來我和這些核物理學家聯系的不多，抗戰一開始，馬上就不和他們聯系了。
王德祿：1939年，您拿了碩士學位以后就回來了嗎？
盧鶴紱：沒有直接回來。本來美國要征用我，但我不是美國公民，他們沒有權利征用。我在美國深受人們尊敬，我也是唯一一個在那里當正式助教并任課的中國人。當時有很多美國朋友問我，你們國家正在和日本人打仗，國家不需要你回去參戰嗎？我不好意思說國家不需要我，不讓我回去。我說，讀完博士我就回去。他們又說，中國人正在受難的時候你不回去，你還在這里待著，狹隘??！我告訴他們，我們國家打仗需要科學。我沒有拿到博士學位的時候，國立中山大學張云校長就下了聘書，聘請我為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拿到聘書，我想，我還在美國待著干什么呢？我留在美國充其量做個小教員，何必呢！1941年拿到博士學位后，我回國了。
王德祿：請您講一講回國以后的工作經歷。
盧鶴紱：回國后，我先在中山大學教書，教了一年半，日本人攻打長沙，粵北告急。我就去廣西大學，教了不到兩年。日本人攻打衡陽，往西南攻打桂林，我又跑到貴州?？箲鹂旖Y束的時候，1945年我去了浙江大學，當時物理系主任是王淦昌。原來何增祿是系主任，他不愿意當了，由王淦昌代理系主任。我回到杭州時，又改由何增祿當系主任?？箲饡r期，浙大物理系比較強。我是1946年下半年到杭州的。
王德祿：您回來的時候，美國原子彈的工作剛剛開始。您了解當時的情況嗎？
盧鶴紱：我經常與同事們一起聊天。當時有個發明三極管的教授被美國政府征用了，去研究潛水艇。
王德祿：您回來以后，中國有人想到將來可能有原子彈嗎？
盧鶴紱：當時還沒有人想到。我回來后寫了一篇文章《重原子核的潛能及其利用》，意思就是“請注意”。我是1942年開始寫的，1944年發表在《科學》雜志上，這是中國第一篇關于原子彈的文章。周總理當時也看過這篇文章?，F在這篇文章不太容易找到，那是抗戰時期的，年頭太久了。
王德祿：您是怎么知道周總理看過這篇文章的？
盧鶴紱：這只是文革期間我的一種感覺。當時我被批判的很厲害，不過沒有挨打，是周總理把我保護了。
王德祿：出現原子彈這件事，您當時馬上理解了？有沒有寫文章？
盧鶴紱：當然理解了。國民黨通過盧于道讓我寫了一篇文章，1946年暑假，我完成了《原子能與原子彈》一文，第一次在國內闡述原子堆及原子彈的發明經過，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公開發表原子彈體積的估算。這篇文章1947年1月發表在上?！犊茖W》雜志上。這篇文章的一部分投稿給《美國物理月刊》。投稿時我說話很客氣，我說，這篇文章發表后對你們的保密政策毫無影響，你們何必拒絕發表呢？《美國物理月刊》不敢碰，馬上送給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知道我，不好意思退給主編，就同意發表。這樣拖了一年，文章才發表。文章之所以能發表，是因為我的老師做過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他對我非常了解。我是世界上第一個發表原子彈文章的人。美國人很嫉妒我，說我們美國人想發表文章，原子能委員會不讓，卻讓一個中國人發表了。其實，他們那時候還不知道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是我的老師??！后來，蘇聯的弗蘭卡教授出了一本有關核物理的俄文書，他沒有出英文版的。書中有一段是講原子彈的，提到了原子彈的方法就是抄襲的我的文章，可是他沒說這一點。
王德祿：當時有一本書叫《軍用原子能》。這是美國政府對原子彈研究與制造的全部報告，翻譯成了三個中文版。您看過這本書嗎？
盧鶴紱：那是美國史麥斯（Henry D. Smyth）寫的報告，我看的是原版，從美國寄來的，沒有看過中文版的。
王德祿：這樣看來，您是解放后才接觸原子彈的，此前沒有接觸過？
盧鶴紱：我就是做這個的，質譜學就是核物理。最近我去美國，這是我第三次回美國，他們見到我，很客氣，對我也不隱瞞什么了。這其中有人是搞原子彈的，知道我搞原子彈這件事。我留美時寫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質譜原子學，算是較早的涉及了原子核物理。有一位大學物理教授知道我做的工作，跟我談了一夜，到次日早晨才回去睡覺。他比我年輕，尊稱我是老前輩，對我非常恭敬?？梢娢抑涝訌椩趺椿厥卤人绨?。當時還有人叫我“中國的原子彈之父”。五十年代中國搞原子彈的科學家很少，有幾個原因：一是只有黨員科學家才能參與這件事；二是他們把希望寄托給蘇聯，讓蘇聯想辦法，對中國科學家相對還是保密的。1960年，蘇聯把專家撤走了，他們才開始重視中國科學家。
王德祿：請您談一談院系調整時的情況。您對院系調整有什么看法？
盧鶴紱：院系調整時我在浙江大學，一切服從上級的命令。到復旦大學，我沒選擇，是上級的命令。突然有一天復旦大學派了幾個教授到浙江大學拜訪，他們見到我說，歡迎你去復旦大學。當時，程開甲調到南京大學；束星北調到山東大學；何增祿去了清華大學；石之瑯去了廈門大學；我去了復旦大學。他們本省就想留一個王謨顯。王謨顯是浙江人，留在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書。院系調整后，浙江大學物理系縮減了，它是為工學院服務的，這是上級的命令。復旦大學在革命上有功勞，上級命令發展復旦大學。盡管浙江大學也有功勞，但是沒有復旦大學功勞大。原來上海只有兩所大學，交通大學和同濟大學。復旦大學是后來才發展的學校，解放前沒有浙江大學厲害，跟浙江大學差遠了。浙大物理系教授中我是唯一調到復旦大學的，當時我帶著一批年輕人，這些人跟我關系都并不密切。我、蘇步青、談家楨都是一起走的，乘坐同一列專車，連家屬都帶去了。離開的時候，浙江省的主要領導到車站給我們送行，握手告別。
王德祿：您是什么時候到北大物理系培養搞原子彈方面人才的？
盧鶴紱：我在復旦大學工作了三年，北京下達調遣命令后，我去北京高教部報到。開始我是一個人去的，后來把家屬也帶去了。起初他們一個字都沒講，就讓我去了。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他們讓我去培養原子物理方面的人才。他們說課程都已經排滿，只剩下兩門課，中子物理學和加速器原理，沒有人教，請你來教。那個時候北大沒有技術物理系，名字叫物理研究室，室主任是胡濟民。盡管胡濟民是黨員，我不是，他對我很尊敬，派專人照顧我的生活。浙大參加原子彈工作的人很多，胡濟民、程開甲、何增祿都參加了這項工作。中國搞原子核的大部分都是我的學生。我在北京教了兩年，教了好幾百人，有北京大學的學生，也有清華大學的學生，還有軍隊里面的旁聽生，穿軍服的。
王德祿：您后來離開北京回到復旦大學了嗎？
盧鶴紱：那時候，我的興趣已經改變了。我喜歡在學校教書，如果讓我干很重的活我怕吃不消。我想回復旦大學，他們不讓我回來，我就給管理調遣的高教處處長寫信，那封信的主要內容是：我在這里工作了兩年，培養出的學生搞原子彈已經夠用了，我沒必要待在這里，我想回到原來的地方，做普通工作。我年齡大了，不適合搞原子彈。當時我是用文言文寫的，文言文只有老先生才能看懂，那個副部長就是老先生。他一看，說我寫得很中肯，批準了。之后，我調回復旦大學。北京人都對我很氣憤，他們不讓我走，我還是走了。
我這一生，回國后，除了在浙江大學搞科學研究是主動的，自己想干的，其他的都是被動的。我是主動做事情都做得很好，被動做事情就不行了。
王德祿：反右運動時，您在哪里工作？有沒有遇到什么麻煩？
盧鶴紱：開始在北大，后來在復旦大學。反右運動期間，我沒有遇到麻煩，我不是右派，一點麻煩都沒有。當時我發言了，他們承認我說的對。我說話的分量很重，人們也認可。我說你們這個舉動我不表態，不光我們有不同的意見，你們黨內也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就不參與了。他們承認黨內是有不同意見。
王德祿：這樣看來，您所受的唯一的沖擊就是文革？
盧鶴紱：是的。文革期間，“四人幫”要造反，復旦造反派順水推舟就把我打壓了，不讓我做系主任，表現出不尊重我。他們說，你老了，就在家頤養天年吧。他們列舉了我的十大罪狀，第一大罪狀是“串通外國”，當“洋奴”。因為我在浙江大學用英文講課，我不講中國話不是大洋奴嘛，而且我跟國外也通過信。十大罪狀我背不下來了，也記不清楚當時他們是怎么批判的。復旦大學還算客氣，在辦公室拘留了我三個禮拜，洗澡可以回家，有人陪著我回去，拘留時間長一些。當時還有專人監督，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物理研究所副所長監督我的。
1967年２月，復旦大學張貼布告給我平反。復旦大學教授平反的只有我一個人。錢偉長解放后，復旦大學學習清華大學的經驗，第一個解放的就是我。當時我是老百姓，一聽到解放的消息，馬上回到復旦大學。1969年下半年，我一回去，上海市委就給我安排了工作，參加量子論大批判，我主要負責提供資料。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給我布置的任務，后來就變成了這本書。
王德祿：這本《哥本哈根學派量子論考釋》？當時是讓您批判的？
盧鶴紱：讓我調查，我不負責批判。我說我不夠資格批判，我的馬列主義水平很低，但是我可以提供材料。據說，這是毛主席給的任務。
王德祿：為什么要搞這個？
盧鶴紱：我不全知道。盡管我也知道一點，就是不好意思講。我給你看幾個大字， “知而告之，告而以實，仁信也”，是古文的名言。我可以按照這個哲學給你提供素材，我不接受馬列主義批判的任務，我是物理學家，沒有這個任務。你看我厲害不厲害。所以“四人幫”后來對我很恭敬，雖然開始要打倒我，命令下到復旦大學，人們還是不敢動。據說是周總理命令人保護我，后來那人對我很客氣，服務很周到。當時其它的大學基本上都沒有成績，只有我有成績，其余的都是廢紙，扔掉，當時就我有成績。他們認為我不是廢紙，沒有扔掉。就這一點來說，我本人感到很滿意。我是完全從第三者的立場寫。當時我敢不說實話嗎，如果不說實話被發現了可能被砍頭。毛主席對我感興趣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訴你吧，我對你不保密了。要寫那本書的作者已經去世了。如果這個人還活著，他的抱負會很大，大到我認為我們很難做這件事。眾所周知，列寧有過一本書《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本書中只寫到了愛因斯坦剛出頭，愛因斯坦以后的科學家都沒有涉及，所以要續寫列寧這本書，續寫到量子論。毛主席說蘇聯沒資格續寫，只有中國有這個資格，只有他有這個資格。他要續寫這本書，這個企圖是很大的，這可不是小企圖??！那時候，列寧這本書可以說是“圣經”，現在沒人看了。毛主席要續寫這本書，一定要找個知情的，不知情的寫出來不像樣，那不糟糕了嗎？我感覺很榮幸，他找到了我，北京那么多物理學家不找，跑到上海來找我。這說明還有人識貨。當時是上海市委通知的。1969年，在復旦大學沒人敢碰我，我是那個大學的“幫主”。那個時候我的日子過得很舒服。你瞅瞅，我都講這么多了。
1990年王德祿采訪盧鶴紱（右）合影
王德祿：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是你回到復旦大學以后創建的？這個所有哪些特點，它與核物理原子彈是什么關系？
盧鶴紱：這個所開始說讓我當所長，上海領導認為不妥。因為我不是黨員，他們說非黨員不能當所長，應該退居副所長職位，后來派來一個中央干部當所長。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現在還存在，規模很大，歸科學院管理。這個所一向是中國科學院和上海市委雙重領導。中國科學院、上海市委，抓得很緊。我一直兼任復旦和中國科學院原子核研究所兩個地方的職務。那時候，學校也沒什么事情，我就在家看看書。所里的事我也不怎么管，一個禮拜去兩次。
王德祿：50年代學物理的回到上海的有多少？
盧鶴紱：周世勛是從美國回來的，現在在復旦大學理論物理所；周同慶也是從美國回來的，已經去世了；謝玉銘解放后去了菲律賓的馬尼拉，一直沒回來；謝希德回國后很快就入黨了。
王德祿：您這一生都沒有入黨嗎？
盧鶴紱：我沒有入黨，我對政治沒有興趣。我從小我對我父親做官就不感興趣。官場??！我在上海這么多年已經習慣上海的生活，完全習慣了。我回到中國后走過的這些地方，相比較而言，我認為上海最好。生活好，天氣也好，北方風沙太大。
【腳注匯總】-人物注釋
- 盧景貴（1881~1967），出生于遼寧沈陽。1913年作為東北首批公費留學生赴美留學，就讀于伊利諾伊大學機械工程系并獲得學士學位。1918年回國任教，1921年后，歷任津浦鐵路濟南機車廠工程師、四洮鐵路工程局局長、交通部關稅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等職。1947年被聘為長春鐵路公司理事會顧問。
- 王永江（1872～1927），奉天金州（今大連市金州區）人。奉系軍閥中的重要成員。曾出任財政廳廳長、東三省官銀號督辦兼東北大學校長，奉天省代理省長等。
- 班威廉（1906～1993），英文名字是William Band，英國人，夫人克勞爾。1926年畢業于利物浦大學。1929年來華，1932年起任教燕京大學物理系系主任。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和夫人克勞爾一起進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在邊區無線電高級訓練班任教。1942年返回英國，后到美國任教，加入美國國籍。
- 張云（1897～1958），廣東開平人。1920年到法國里昂大學留學，獲天文學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歷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校長等職。
- 何增祿（1898～1979)， 浙江諸暨人。1927年畢業于南京大學。1929年赴美留學，次年獲加州理工學院碩士學位。1933年回國，任浙江大學教授和物理系主任。1955年調至清華籌建工程物理系。
- 盧于道(1906～1985) ，浙江鄞縣（寧波）人。1926年畢業于國立東南大學生物系和心理學系。同年赴美芝加哥大學攻讀神經解剖學，獲博士學位。1930年回國，歷任上海醫學院副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1949年后任復旦大學生物系主任、復旦大學理學院院長等。
- 程開甲(1918～），江蘇吳江人。中科院院士（1980），兩彈一星元勛。1941年畢業于浙江大學物理系，1946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1948年獲博士學位。1950年回國，歷任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教授，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
- 束星北（1907～1983），江蘇江都人。1924年考入之江大學，次年轉入濟南齊魯大學。1926年赴美留學，先后在堪薩斯州拜克大學、加州大學學習，1928年去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1930年獲得碩士學位。同年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參與研究，1931年獲科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先后在浙江大、學山東大學、海洋大學任教授。
- 石之瑯（1918～1999/2000），浙江新昌人。1939年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學習，1944年后浙江大學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時，調至廈門大學。
- 王謨顯（1907～1973），浙江奉化人。1932年畢業于浙江大學物理系。1949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浙江大學教授、副校長。
- 蘇步青（1902～2003），原名蘇尚龍，浙江平陽縣人。中科院院士（1955）。1919年中學畢業后赴日本留學。1927年畢業于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數學系， 1931年獲該校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任職浙江大學教務長。1952年院系調整到復旦大學數學系任教授、校長。
- 周世勛（1921～2002），湖北黃陂人。1945年畢業于中央大學物理系。1948年赴美留學，1950年獲明尼蘇達大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天津北洋大學、滬江大學、復旦大學副教授、教授。
- 謝希德（1921～2000），女，福建泉州人，謝玉銘之女。半導體專家，中科院院士（1980）。1946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數理系。1947年赴美國留學，先就讀于史密斯學院，后轉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理論物理，1951年獲博士學位。1952年9月取道英國，與在劍橋大學剛剛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的未婚夫曹天欽一道回國。后在復旦大學任教，曾任校長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