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翰青

采訪人：王德祿、武文生

訪談時間：1990年7月29日

訪談地點：北京袁翰青家

整理人：李雪、高穎、程宏

袁翰青（1905~1994），江蘇南通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955）。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化學系，1932年獲伊利諾伊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助教。1933年回國，先后任南京中央大學化學系教授、《化學通訊》經理編輯、甘肅科學教育館館長、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及化工系主任、文化部科學普及局局長、商務印書館總編輯、中科院西北分院秘書長、中國科技情報研究所代理所長等職。長期從事有機化學研究、中國化學史研究以及科技情報研究的領導和組織工作,是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

王德祿：請您回憶一下，您在清華讀書期間的一些經歷。

袁翰青：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親身經歷了“三·一八”慘案。當時我沒有被打傷，但是我的同班同學韋杰三被打傷致死了。如果你們到清華大學的圖書館去，可以看到那里有一個碑，是個斷頭碑，那是韋杰三的紀念碑，碑上有很詳細的記載。

清華大學以前叫清華學堂，是留美預備學校，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在清華學校，那些學生只需念到二年級就可以去美國留學，接著念三四年級。我上學的時候清華學堂已經改名為清華大學了，我是清華大學第一屆，一班的。當時化學系有十幾個學生，和我同班的有好幾個人，王淦昌和我是同班的，不過他是物理系的，后來比較出名。王淦昌比我小一歲，我今年83歲，他82歲。他的身體比我好，以前我得過腦血栓，右半身癱瘓，已經在床上平躺了六年。開始去一個很小的醫院看病，又轉到北大醫院治療。當時，兩個人一個房間，治療了兩個月，原本以為再也站不起來了，治療以后居然能站起來了，扶著拐棍還能走路。我出院以后，科學院的很多人感到非常驚訝，他們都以為我活不了了，沒想到還能站起來。那時候得了腦血栓的，在醫院治療的，有很多人已經死了。

王德祿：你們當時讀書是怎么個讀法？

袁翰青：1928年暑假，為了出國，我又重新參加了一次考試，考生不只是清華的，也有外校的。比如現在有名的馮德培就不是清華的，他是從上海一所學?？紒淼?，搞生物化學的。出國的學生，現在有幾個人已經死了，我們的同班同學至少有五個人在臺灣。再有一個做買賣的同學叫馬師儗，后來掙了大錢。當時我的同學在我之前沒有北京來的，比我晚來得有四個，都是美籍華人，從美國來的，沒有大陸來的。

王德祿：吳健雄是你們同學嗎？

袁翰青：不是，我在中央大學的時候教過她。我在中央大學教了九年，后來中央大學遷到重慶，我跟著去了。在舊社會，派系斗爭很厲害，我是清華大學的，到了中央大學（現在改名為南京大學），他們開始排擠我。當時中央大學有一部分人出國了，留在國內的只有幾個人，現在大部分在臺灣，最有名的是張其昀。張其昀曾經很受國民黨的重視，現在已經去世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很重要的左派人物，但突然就被劃成了右派。

王德祿：到了甘肅，您是甘肅科學教育館的館長。您在科學教育館主要做哪些工作？

袁翰青：抗日戰爭后期，有一次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代表團到甘肅考察，認為西北教育落后，有必要成立一個科學館。英庚款董事會提供贊助，推廣甘肅的教育事業，并成立了甘肅科學教育館。那時候全世界所有的中學都沒有實驗室，現在談起來感覺很可笑。有位校長說我們要創辦一個科學教育館，讓中學生都到這里做實驗。當時科學教育館前面有個大禮堂，從外邊來的一些主要負責人都去科學教育館作報告，那里集聚了很多來自清華、北大的避難的教授。我在科學教育館呆了三年多，還在西北聯大兼課。那時候所謂的兼課不是指同時上幾個學校的課，我一個禮拜去西北聯大兩個半天，我教物理系化學，因為沒有人教這門課。 

王德祿：您這一生做過很多事情。比如說剛解放時您擔任過文化部科普局的局長，那是什么背景？具體做了哪些工作？

袁翰青：當時的工作就是做幻燈片，做報告，做科學普及。我工作了不到兩年就辭職了。反右運動以前比較順利，反右運動開始后，把我劃成右派，可以說栽了一個大跟頭。

王德祿：您當時比較進步，和中國共產黨哪些領導人接觸得比較多？共同經歷了哪些事情？

袁翰青：我與劉少奇接觸得比較多。劉少奇到科學普及局參觀，和很多外賓一起排隊等候了很長時間。因為劉少奇的愛人王光美是學科學的，她喜歡探討科學方面的事情。王光美是輔仁大學畢業的，就是現在合并到北京師范大學的那一部分。

1948年我曾經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三年都沒有轉正，不接收我的理由，是有些問題還沒有弄清楚。因為之前我承認加入過國民黨。解放初期，凡是承認加入過國民黨的人都不允許加入共產黨。

王德祿：解放后，國內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這是第一個與知識分子有關的運動。你們科學普及局需要進行思想改造嗎？

袁翰青：不需要。當時我已經是預備黨員了，而且在機關工作，只有北大、清華開展這個運動，黨內成員已經開展過了。改革開放后，胡耀邦對我比較了解，認為我是政治平反的對象之一，他來看我，來過好幾次。我和胡耀邦很早就認識了，我很佩服他，他的地位很高，但是他沒有把自己的親戚安排到很高的位置上。我這是十號樓，胡耀邦自己的親侄女、侄女婿住三號樓，很簡陋的三間房。

武文生: 您很早就參加九三學社了嗎？當時您在蘭州工作還是已經到了重慶？

袁翰青：我很早就參加了，那時候還不叫九三學社，叫民主科學座談會，當時我在蘭州工作。本來九三學社不叫民主黨派，叫學社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本來沒有九三學社的代表，就因為毛主席知道李漱清參加了九三學社才開始合作的，李漱清是毛主席的老師。九三學社設參議委員會，王淦昌是主任，副主任有八九個人，我是第二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是黃其興。

王德祿：解放前參加進步活動，您和中共黨組織內部的人有聯系嗎？

袁翰青：我經常與倉孝和聯系，不幸的是他已經去世了。倉孝和是我的學生，解放前他去教會學校教書了。黨組織派倉孝和來看望我，當時倉孝和的上級是劉仁。

1990年王德祿（右一）、武文生（左一）采訪袁翰青合影

武文生：您入黨是不是倉孝和介紹的？

袁翰青：我入黨有兩個介紹人，一個是倉孝和，另一個是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

武文生：解放前，在北大的時候，他們跟您有聯系嗎？

袁翰青：有聯系，當時我是北大的教授。

王德祿：那時候教授跟共產黨聯系密切的多嗎？北大有多少個教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袁翰青：北大有兩個。當時北大共有六個學院，有文學院、理學院、化學院、醫學院、農學院、工學院。

王德祿：兩個。那另外一個是誰？

袁翰青：張貽侗。

王德祿：反右期間，有多少學部委員被劃成右派？據我了解，有9個。

袁翰青：當時開會鼓勵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便“引蛇出洞”。有很多學部委員都被劃成了右派。我記得是1957年6月30日，郭老請大家來開民主科學座談會，開了兩三天，這個會議的文字材料都在科學院。當時很多人參加了會議，有學部委員，還有科學院的一些負責人。會上有些人總是不講話，于是我在會上簡單講了幾句。我說，中國的科研事業很重要，科學院作為研究機構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應當把高等學校作為科研的重要陣地，不能疏忽了大學的科學研究。這就成了我的主要罪狀。當時我們的發言沒有記載。那時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引蛇出洞”，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

王德祿：當時您受批判了嗎？

袁翰青：我是1957年被劃成右派的。成為右派以后，我們的生活很艱苦，我不但工資降低了，還被下放到河南信陽軍分區去勞動。名義上我是九三學社下放的，實際上是科學院告訴統戰部把我劃成右派的。因為我跟科學院科技情報所的副所長講了一些不該講的話，吃了很多苦頭。那時候打壓一些比較年輕的城里人，軍管的人那時候跟我講了一句話，他說你別想回來了，就永遠在農村生活吧！文化大革命期間，1967-1969年，整整三年，我一直都在農村生活，在那里學習。

王德祿：反右運動的時候有人在報紙上批判過您嗎？最大的批判來自哪里？

袁翰青：報紙上沒有批判，最大的批判來自九三學社。我被劃成右派以后，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在九三學社，他們沒有退給我，平反以后材料上已經改正了。

王德祿：當時您被劃成右派只是因為這一件事情（關于科學院與高校關系）嗎？有關于別的事情的材料嗎？

袁翰青：其他的也有，文化大革命以后燒了，但是主要是這件事引起的。

王德祿：請您大概講一講科學院和高等院校研究在科研關系上爭論的歷史，就是所謂的“科學院是火車頭”，其中哪些人同意科學院做火車頭，又有哪些人反對？

袁翰青：當時大家基本上都認為，大學是以教書為主的，科學院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我是受了美國思想的影響，美國的確也是如此，沒有科學院，有些剛從國外回來的人也同意我的觀點。九三學社說，剛從國外回來的這些人不了解情況，可是你已經回來很多年了，有些話就不應該講了。那個時候，我們國家學習蘇聯，誰說美帝有一點點好，就被打成右派了。為此，他們把我劃成右派，后來給我平反了。一開始只給摘了右派的帽子，就是摘帽右派，但是沒有平反。那時候我寫的文章依然不能使用我的名字，不過偶然一兩次也會用我的名字。

本來我應該是左派，被劃成右派還主要是因為早期在科學院我說過“為什么不能講有關黨不正確的話，而必須講黨正確的話？”。

王德祿：反右運動以后，您不能當領導了，又繼續做其他的工作了嗎？

袁翰青：當時我翻譯了幾本書，一本是《只有一個地球》，美國人編寫的。這本書翻譯出來，出版的時候遭到批判，他們說書里講的都是“蘇修”、“美帝”那一套，認為這是反動。如果書里沒有提到這些東西，可能我就不會受批判了。當時書印刷的不多，不大好借，可是我把書借出來了。這本書是我翻譯的，不過前言不是我寫的，翻譯人員一覽里沒有寫我的名字。

我這里還有兩本書，為了中國搞原子彈而寫的，一本是《硼烷的制備》，另一本是《氟工業制造技術》，都是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這兩本書都沒有用我的名字。我那幾年寫的都是一些很泛的東西，比如《鼓浪集》，文章很短，我還寫了一些歷史性的文章。過去有一個秘密組織叫“民主革命同盟”，王炳南是主要的負責人，王昆侖也是這個組織的，他們兩位都已經去世了，當時我也是這個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屬于秘密組織，沒有對外公開，因此普通群眾是不允許加入這個組織的。

王德祿：您熟悉曾昭掄的情況嗎？

袁翰青：我跟曾昭掄很熟。我寫了一篇關于曾昭掄的文章——《平生風義兼師友》，發表在《人物》上。這件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了。當時費孝通是中國民主同盟主席。曾昭掄和另外一個人找我們去的，我們講得很廣泛，談話的主要內容我這里有。你們要想知道曾昭掄更詳細的信息，得到更多的關于他的材料，可以去找王治浩，他是化學會的負責人之一，實際上是《化學通報》的負責人，他把曾昭掄寫得很詳細。

王德祿：您能簡要介紹一下中國化學史和化學學會嗎？

袁翰青：關于化學的歷史，是從明末清初開始的。我們化學學會成立到現在，有五十多年了，我這里保存了一些簡單的材料《中國化學五十周年》，你們可以拿去用。我自己也寫了一些化學史方面的文章。

1. 韋杰三（1903～1926），廣西蒙山人，壯族。1925年秋考入清華大學。1926年3月18日，參加抗議活動，是“三?一八”慘案的主要犧牲者。
2. 馮德培（1907～1995），浙江臨海人。1926年畢業于復旦大學。1929年赴美留學，1930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同年赴英留學，1933年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1934年回國，歷任協和醫學院、上海醫學院教授等。1945年出訪英國和美國進行合作研究，1947年回國，1950年后任中科院生理所所長，1981年后任中科院副院長。
3. 吳健雄（1912～1997），蘇州人，袁家騮夫人。核物理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1958）。1934年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數學系。1936年入美國加州大學留學，1940年獲博士學位。1944 年參加了“曼哈頓計劃”，1952年后歷任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教授。1975年獲美國總統授予國家科學勛章。
4. 張其昀（1900～1985），浙江寧波人。1923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史地部。1927年在國立中央大學地理學系任教。1936年起，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到臺灣，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部長等。
5. 李漱清（1874～1957），湖南湘潭人。畢業于湘潭師范和長沙法政?？茖W校，曾協助毛澤東開展農民運動和辦《政治周報》。
6. 黃其興（1929～），昆明人。1948年留學法國，1954年畢業于百藝學院硅酸鹽化學專業。1955年回國，任職中科院土木建筑所、大港油田規劃設計院，石油部施工技術所等，1987年，任天津市塘沽區副區長，后任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7. 倉孝和（1923～1984），鄭州中牟人。1954年任北京師范學院院長。1978年調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所長。
8. 劉仁(1909~1973)， 原名段永鷸（段永強），土家族，四川酉陽人。1935年被派往蘇聯學習，1937年底回國到延安，歷任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華北局組織部副部長，北京市委副書記，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務。
9. 王漢斌（1925～），福建省惠安人，彭佩云丈夫。1946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史系。曾任中共仰光區委委員，緬甸華僑戰時工作隊隊員，1949年后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中科院政策研究室負責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0. 張貽侗（1890～1950），字小涵。安徽全椒人。早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獲理學學士學位?；貒?，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教授，北平師范大學理學院化學系系主任。
11. 王昆侖（1902～1985），江蘇無錫人。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22年參加國民黨，1926年起歷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秘書長。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北京市副市長等職。
12. 費孝通（1910～2005），江蘇吳江人。1933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6年夏赴英國留學，1938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4年回國，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
13. 王治浩（1938～），山東淄博人。1965年畢業于山東大學化學系，畢業后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1972年調至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負責籌備《化學通報》的復刊工作，后任該刊編輯部主任和專職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