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探討中國智庫的地位和作用，要聯系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而改革開放的起點和問題構成中國智庫的特征和使命，即推動中國社會發展、促進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這是中國智庫真正的歷史、實踐和邏輯起點，也是今天研究和推進智庫建設的基本依據。
本文以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方法，以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為案例，梳理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戰略與智庫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同時揭示當代智庫發展與傳統文化資源之間聯系的必要性。
開篇：
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節點上看，改革開放的起點和問題構成中國智庫的特征和使命，即推動中國社會發展、促進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這是中國智庫真正的歷史、實踐和邏輯起點。站在齊國故地，感受稷下先生的思想力量。
齊國“稷下學宮”想象圖
兩千多年前齊國稷下學宮的智庫模式是世界智庫的起源和早期模型。而有效地吸取歷史文化遺產，也是提升智庫思維主體文化自覺的重要內容。中國智庫與歷史和文化的聯系，包含著文化自覺和價值取向的抉擇，也應該含有對當下智庫模式的啟迪和智庫職業角色的定位及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智庫發展還需要有遠大理想與人文情懷。
從改革開放40年的視看中國智庫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小康社會建設大戰略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中，形成了必須堅持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戰略目標。在新經濟時代，智庫在從文化自覺到“思想再解放”的歷史進程中，有了更大的作為空間。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在研究中國智庫發展路徑和本質的過程中，不能“循名責實”，主觀地把源自歐美的“智庫”概念去到處套用。這會得出“白馬非馬”的論斷。實際上，改革開放的起點和問題構成中國智庫的特征和使命，即首先是推動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這是中國智庫真正的歷史、實踐和邏輯起點，也是中國智庫與歐美智庫的最大區別。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智庫。受特定歷史條件和體制的限制，中國智庫主要集中于體制內部。除少數國有事業型研究機構外，只有少量高等院校會參與部分政治決策的研究。受當時國內大環境影響，這些智庫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為黨和政府的政策提供宣傳與理論解釋服務，而非提供政策預案或參與決策支持。因而并不能把這些機構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智庫。如1956 年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早先的工作只是為政府收集整理國外相關領域的信息情報，并把國外的相關情況提供給政府做借鑒之用。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處于改革開放初期的政府決策機構所面臨決策環境的復雜性和決策問題的難度也不斷加強，因此，中央和地方各級決策機構制定決策方案時，需要大量的研究者和研究機構提供智力支持，中國迎來智庫發展的第1個“活躍期”。1981年國務院先后成立4個研究中心，分別是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1985年國務院將經濟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價格研究中心3 家進行合并，組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1990年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部分人員也被納入發展研究中心。同一時期，中國社會科學院也開始重新組建，并發揮政策決策咨詢作用。
在改革開放初期，黨中央明確提出了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戰略目標。國家治理層面軟科學研究機構和政策研究機構相繼建立起來，為改革開放進程的科學決策提供重要理論和智力支撐，這也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官方智庫快速發展，民間智庫也開始起步。1986年，萬里同志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做了《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報告，提出了軟科學發展應為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服務的戰略任務。萬里的報告把當時決策的所有弊端都講到了，包括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所進行的反思，等等。因此，中央提出決策要科學化民主化，應當說是改革開放在國家治理層面的一場革命。當時應運而生的一個重要領域是軟科學與科學學。圍繞軟科學這個大平臺，開啟了智庫尤其是官方智庫發展的黃金時期。軟科學與相應機構的設立是中國智庫發展的重要階段和智力支撐。雖然20世紀80年代末智庫發展一度停滯，但這一時期的政治生態為智庫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萬里
這一時期，中國智庫發展的政治大環境相對寬松，政府對智庫參與決策的需求也相對比較迫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方針及決策方案的出臺，都是在廣泛征求專家學者、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意見的基礎上，再經過認真調研，反復進行科學論證而做出的?？梢哉f，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政策咨詢最活躍、取得成效最大的黃金時期，這為之后智庫建設和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為今天智庫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了建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的要求。中央提出“新型智庫體系”這個范疇，其含義是突出思想市場對改革開放的助推作用，同時也突出強調了智庫所應該具有的軟實力意義。從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來看，其中對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歷史承載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結構和能力的新特點。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2015年1月，中央明確指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的重要支撐，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新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需要前瞻性思維和科學決策，客觀上要求構建全方位、多層次、跨領域的智庫機構和專家網絡，發揮“大科學機制”的獨特優勢。官方智庫作為政府體系的一部分，直接為政府決策服務，在提供信息和政策分析的同時，更加強調標準化、制度化、流程化，這是由國家行政管理的特點所決定的，具有其內在合理性。但是，這種特點在保持穩定性的同時也會產生“路徑依賴”的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創造性的發揮。因此，在新經濟時代背景下的中國，各類智庫應該始終站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前沿，構建跨領域、全方位、生態化智庫機構和專家網絡，使智庫能夠通過敏銳的觸角、戰略新思維、深入的觀察和堅實的前瞻性理論研究，提出適合新時代要求，更有效推動全面改革和創新發展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理念，引領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為科學決策提供堅實的智力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項戰略性、全局性、復雜性的工程，需要快速準確的戰略洞見。在新時代，信息大爆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在巨量信息噪音和干擾中，如何準確快速甄別大數據中所蘊涵的機遇與挑戰，穿透信息海洋高效決策、識別個性與獨特競爭力、探索新規則并搶占新制高點，成為中國智庫提升國家戰略能力的新要求。
智庫發展需要跟上時代，也要有理想與情懷
如上所述，從智庫發展案例的角度看，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GEI- 長城所）1993年創立，到2018年正好是25周年。25年來長城所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構建以科學技術為智力資源，為決策咨詢提供智力服務的專業智庫。長城所在性質上是民辦非企業研究機構，其成長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在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主題之下一個社會智庫成長的歷程。
長城所25年的成長過程首先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長城所創始團隊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并且在各自領域有一定的學術成就。有做科學哲學、科學史，包括共和國科技政策史研究的，也有從事軟科學和哲學研究的。從思想資源和知識結構來看，這個團隊關注新技術革命的討論，研究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影響，等等。其中標志性活動是在20世紀90年代參與推出了《科學與和平》叢書，王德祿是執行主編，來自北大的武文生也參與其中。劉志光的《東方和平主義》（1992年出版）一書，對中國歷史文化做了一個新解讀。其主旨是通過科學與和平研究推動中國走和平與發展之路。這個時期的學術訓練和價值取向都為長城所智庫的價值觀和行為操守以及外在形象奠定了基礎。長城所成立后，正好與國家科委提出的“發展市場上的軟科學”的戰略相一致。
《科學與和平》叢書
長城所創業和積累的經驗有兩個方面。首先，智庫的成長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創始團隊的“品格”，其知識結構和學術素養決定了智庫的“品格”。其次，創始人的眼界和格局決定了智庫的走向和前途。長城所王德祿所長是從中國科學院政策所出來打拼創業的。他在《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做過編輯，對科學技術與政治、文化及社會，甚至與國際關系都有著比較深刻的洞察和了解。他的眼界和格局，決定了長城所后來所涉獵的業務領域。長城所25 年的核心能力就是建構在這些領域中的。這些決定了25 年來長城所能夠不斷壯大，堅持走專業化的道路，一直潛心于科學技術與新經濟這個領域，特別是在新經濟和科技園區的領域中發展。
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 王德祿
長城所經歷了由民營咨詢機構向新經濟咨詢機構轉型的過程，其中大量的研究是企業與經濟咨詢及研究工作。長城所屬性很多，是咨詢研究機構，也是社會智庫、企業智庫、科技智庫。有人經常問：究竟如何區別中國的咨詢機構與智庫？這是中國的研究者、智庫排名機構，特別是咨詢與智庫之外的學者特別關注的問題。長城所實際上是兩者兼而有之。長城所的歷史表明：智庫無官民，思想在市場。官民的分法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也是由中國市場經濟和思想市場的發展進程所決定的。長城所的項目一定要把其所具有的智庫功能提煉出來，去傳播，去影響別人，這就是所謂的知識貢獻。長城所同仁一般具有兩個身份：咨詢師和智庫專家。長城所智庫報告比較有影響的是《京滬深三地比較》《關于北京引進智力機構的報告》等等。這些為北京市重大發展戰略的決策起了智力支持作用。還有《關于發展北京高新技術企業和產業》等報告。最近5年，長城所更像一個生態型的研究機構，也就是現在稱為的新經濟智庫。
長城所的智庫體系是立足北京、區域布局、輻射全國。長城所的業務增長現在越來越多的都來自于京外。預計在2019年將有15個外省市業務中心。長城所下一步的發展戰略是走向平臺，就是加強北京、外省市及中央相關業務部門之間的聯結，形成一個大的平臺，大家在這個平臺上工作。保持一個智庫品牌，3個創新服務平臺，包括商學院。目前成立了大數據中心、平臺業務中心，等等。
長城所的核心能力是為國家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的決策提供咨詢及智力支撐。涉及的服務領域包括知識經濟與知識管理、區域經濟、創新生態，等等。高新區決策咨詢是長城所的第一品牌?？梢哉f，中關村的崛起有長城所的功勞。有相關主管部門的負責同志說，長城所是中國科技園區咨詢的第一品牌。所以長城所是科學技術咨詢的專業智庫。特色業務包括科技園區發展，推動政府決策科學化，等等。長城所強調創新方法的探索和研究。王德祿所長專門出了一本關于新經濟方法論的著作?，F在“創新雙月談”已經成為長城所的品牌，還有定期發布的獨角獸報告，等等。
另外，長城所一直跟蹤并推動“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特別是在東南亞和印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把中國的科技（園區）力量輸出到東南亞和印度。這正在改變傳統上中國與東南亞的關系，包括地緣的文化等方面的關系，取得了不錯的成效，未來可期。長城還所做了很多細致的工作，比如王德祿所長每年都會去考察工作，積累數年蹤跡和心得，寫了一本書，就是在“一帶一路”上講中國的創業故事、科技園區的故事、IT 的故事。
在稷下學宮感悟中國智庫的文化自覺
討論傳統文化與智庫建設要從文化自覺開始。人與歷史和文化的聯結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本文討論稷下學宮與中國智庫建設的關系，借用佛家的道理，這就叫“緣滅緣起”；先賢則說世異備變。我覺得其中的核心要義是文化自覺。中國發展到今天，需要我們在文化上進行選擇。這個選擇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所以不能是工具主義或功利主義的?！拔幕蟾锩钡臅r候，在淄博很少聽到齊國的故事。為什么呢？“緣滅”；改革開放之后，文化傳統成為我們的重要社會資本。到了今天，黨中央號召建設新型智庫，于是稷下學宮的“緣”又起來了。實際上稷下學宮具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位，無論是從它的地表、文化、人物和思想來看，完全具有這個性質。文化要靠自覺才有自信，如果沒有自覺的自信，是盲目的自信。我們經常講中國智庫自信，但是智庫的自覺在哪里呢？文化自覺要靠內省，要有批判的理性精神。自覺之后才有真正的自信，這與王陽明的心學是相通的。這也與我們智庫的境界和操守息息相關。
在淄博，自然容易想到稷下學宮的老先生孟子。在“齊宣王問”中，孟子為什么避而不談齊桓公晉文公的事呢？實際上孟子是主王道而黜霸道的?？鬃硬皇沁@樣，這是他們兩人的最大區別。孟子主張實行仁政。仁者無敵，不在江山險固；可以用民眾的力量抵御秦楚的強大武器。孟子代表了稷下學宮的最高境界，即智庫要有正確的價值觀，要提供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其次是把智庫看作“江湖”，或只看作是機智博弈和奇正謀略的平臺，即以所謂“蘇秦張儀之徒”為楷模。如果回到春秋戰國時期，那一代先哲是有天下責任的。在稷下學宮的思想遺產中，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就是漢代的董仲舒。董仲舒自稱為“稷門生”，認為自己是稷門后學。當然這是真實的。所以歷史上從事類似智庫工作的“士”分多種，有“學士”“智士”，也有“策士”“方士”，等等。因此，一個智庫，一個智庫從業人員要有正確的價值觀來支撐智庫的生存；用正確的價值觀把握智庫的未來走向。
孟子說政于齊宣王
稷下學宮所展示的意義是：智庫非“江湖”，稷門仰思想。作為智庫建設的重要環節，要發掘傳統文化資源，并利用這個資源?；仡檭汕倌昵暗酿⑾聦W宮所呈現的百家爭鳴景象，其實質就是思想市場的力量。智庫要抓住大戰略。有人說，現在的世界就像當年的春秋戰國之際，聯合國就如同當時幾近式微的周王朝；美國是秦是楚呢？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該如何選擇和發展？中美智庫之間已經“交手幾個回合了”！平靜地想想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稷下先賢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多的精神和文化遺產，也提供了價值操守。這是需要我們去體悟和把握的。黨中央現在強調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發。這意味著智庫有進一步施展才能的機會，但責任重大，任重道遠。
稷下學宮
陶淵明有詩云：“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古代詩人的愿望，也是今天大家的愿望吧！
開放40年的視看從改革開放40年的視看中國智庫的發展歷程中國智庫的發展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