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百”方針在我國有著特殊的歷史作用，這不僅僅因為它是一種科學文化方面的基本政策，更重要之點是它已逐漸成為我國社會公民，尤其是知識分子追求真正享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等公民基本權利的工具。1978年9月，周揚曾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預備會上第一次提出：“我們應該回顧一下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歷史，研究和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盵1]今天探討這一方針在中國當代政治、文化思想史中的命運，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1956年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正式提出的。在這之前“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已經分別在不同的場合提出。1951年4月3日，毛澤東在梅蘭芳請求下為中國戲曲研究會成立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一題詞很快就成了發展戲曲事業的指導方針；[2]1953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在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歷史研究的方針時，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雖然這兩個口號在1956年以前已分別提出，但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將其確立為大政方針?！鞍倩R放”這個口號雖然由于毛澤東的題詞而廣為人知，但與這個口號提出幾乎同時開展的對影片《武訓傳》的批判卻沒有使人們產生不協調的感覺?！鞍偌覡庿Q”這個口號根本沒有公開宣傳，甚至陳伯達向中國歷史問題研究會的委員們傳達時也是含糊其辭。[3]毛澤東本人當時的幾次講話中也沒有提到這個口號。
把“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放在一起并作為中國共產黨在科學文化工作中的基本方針提出絕不是簡單地文字組合，它有著特定的國際和國內背景。就國內而言，1956年，我國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此時，“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早于1954年正式頒布。1956年1月14—21日，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提出了“向自然科學進軍”的口號；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樣一種背景和氣氛下，提出“一項以促進科學文化繁榮發展為目的的”方針，在邏輯上是和諧的和順理成章的，但導致“雙百”方針提出的更直接和重要的因素卻是在國際方面。當時，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56年2月蘇共召開的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了全面的批判，這對社會主義陣營中普遍存在的教條主義和思想僵化無疑是一劑清醒劑。對斯大林的批判，使人們“對盲目地學習蘇聯的弊端有所覺醒”，中國共產黨部分領導人也開始意識到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的危害應當是我們的前車之鑒。這種覺醒反映在當時《人民日報》發表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該文指出：“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新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對于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盵4]與此同時，國內學術界出現的一些不正?，F象，也通過中宣部及其它渠道反映到中央決策人那里。1958年2月，[5]在毛澤東住所頤年堂開會時陸定一反映的學術界三個不正常的情況中，前兩條都是由于全盤學習蘇聯造成的，其一是在遺傳學界把“米丘林學派”說成是無產階級遺傳學，把“摩爾根學派”說成是資產階級遺傳學；其二是講“中醫是封建醫，西醫是資本主義醫，巴浦洛夫是社會主義醫。[6]
“雙百”方針主要是在總結盲目學習蘇聯的教訓和直接從蘇聯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以前談及“雙百”方針的文章中，許多人認為黨提出“雙百”方針的基礎主要在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科學文化中對于錯誤的總結和認識，我們認為這個結論不盡符合歷史事實。當時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左傾錯誤并沒有更深的認識。例如，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曾經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在批判了胡風反革命集團之后提出來的，我看還是對的，是合乎辯證法的?！盵7]可見，當時并沒有認識到這種批判的錯誤以及這種錯誤將對以后產生的影響。在這樣一種思想認識的基礎上，毛澤東是怎樣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體現了學術自由精神的方針呢？這可以從下面兩個方面作出解釋：（1）毛澤東從斯大林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斯大林的個人命運和蘇共因此受到傷害，把無產階級專制條件下如何推進民主建設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2）國際政治形勢的嚴峻性。就當時兩大陣營所處的態勢而言，社會主義特別是蘇共的形象受到了極大地傷害，為了維護社會主義的國際聲譽，國際環境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必須采取較為開明的政策。
但是，不能不承認，蘇聯的變化在年輕的社會主義中國當時還不可能有更全面的總結和深刻的反思。解放前后新舊對比的溫馨感和在戰爭廢墟上顯現的建設成就也掩蓋了瑕疵。在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黨的科學文化工作的方針的醞釀和提出過程中，還沒有認識或沒有勇氣指出和糾正建國以來對《武訓傳》、《紅樓夢研究》（俞平伯），對胡適、尚鉞、梁思成、胡風，對人口學、社會學等等政治批判的錯誤，甚至在陸定一的講話中仍然強調：“批判胡適，還是階級斗爭在社會科學領域里的反應。這個批判，以及對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是完全應該做的。對其他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派別和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批判，也是完全應該做的?！?nbsp;[8]可見，黨的“雙百”方針是在沒有對“左”的思想進行清理的情況下提出來的。
“雙百”方針的提出在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科學領域產生的效果也大不相同。這是由于50年代初已確認自然科學只是沒有階級性。而社會科學則不同，這一認識是對過去在遺傳學等自然科學領域進行整治批判這一做法的否定，這種觀念的確立誤以為以后在自然科學領域較少地收到來自非學術（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干擾提供了脆弱的前提。對于社會科學，由于當時過分夸大了它的階級性，使得在“雙百”方針提出的同時，對從1956年以前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藝術領域中的歷次政治批判采取了全盤肯定的態度。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就難以實現學術上的真正自由爭鳴。因此在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中勢必蘊含著潛在的危險。
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定為黨的方針是1956年4月的事情。在4月4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時，毛澤東第一次提出要把這兩個口號作為黨的一個方針。他在總結發言的第五點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盵9]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于“十大關系”的講話，正式宣布：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他說：“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兩千年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議，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他還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要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說，在刊物上，在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nbsp;[10]
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在這一基礎上向首都科學、文化、藝術和理論界發表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了?！?nbsp;[11]令人遺憾的是筆者除了讀到毛澤東幾次在討論時的發言外，沒有得到任何更正式的材料說明這個方針是黨的集體作出的決定。陸定一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表了它的講話。在講話中他提倡：“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有宣傳唯心論的自由?！?nbsp;[12]這個講話在當時確實激動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心。
毛澤東另一次公開正式提到“雙百”方針是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黨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促進社會主義繁榮的方針?！?nbsp;[13]
二、模糊的起點
“雙百”方針的提出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不同的反響。蘇聯的赫魯曉夫持否定的態度，批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否定了黨的領導，據說還給雙百方針戴上了“自由化”的帽子。當時的世界，一邊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即所謂的“自由世界”；另一邊是社會主義陣營。一頂“自由化”的帽子，無疑是指責我們已經走出了社會主義陣營。劉少奇曾經指出了這一點：“有人說，我們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采取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策，即所謂‘自由化’的政策?！彼Q：“我們采取這個方針，絕不是實行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實行無產階級的極端堅定的階級政策?！?nbsp;[14]
但當時世界上許多國家，其中包括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對我國提出“雙百”方針是持積極地歡迎態度。波蘭駐北京的一位女記者專門到科學院采訪“雙百”方針的背景及科學界的反應，“她當時十分羨慕中國，認為中國將是第一個在學術園地中‘百花盛開’的社會主義國家”。[15]法國著名政治活動家富爾在我國宣布“雙百”方針之后來中國訪問時，對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科學文化政策十分贊賞，認為單憑這一點法國也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都~約時報》全文刊登了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并專門就此撰寫了評論文章?！半p百”方針為提高我國在世界上的聲譽起了很好的作用。
“雙百”方針提出后，在國內更是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廣大知識分子為此激動不已。從1956年5月至1957年6月各大報刊都大量地登出有關文章，或表述自己的心情與認識，或對現實提出批評。1956年8月在中央宣傳部的倡導和參與下，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聯合在青島召開遺傳學會議。會議一反過去對“摩爾根學派”的壓制，讓“米丘林學派”和“摩爾根學派”平等地在一起交流、座談。因此，青島遺傳學會議的召開對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積極地影響。會上于光遠代表中宣部講了兩次話，為“摩爾根學派”作了政治上的平反。這次會議“曾經被學術界認為是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模范，是我國生物科學、特別是遺傳學發展的第一次歷史轉折?！边@次會議表明了黨對科學事業態度的轉變，[16]但是，真正的學術自由還沒到來。
1956年10月，中國民主同盟創辦《爭鳴》雜志，這份綜合性月刊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學術界思想界多一‘爭鳴’園地”。[17]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確實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尤其是在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反復動員下，許多知識分子出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責任心，發表了許多至今看來都仍然是十分精辟的見解。
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篇文章真實地反映了老知識分子的心情。文章寫道：“百家爭鳴實實在在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彼信e了一些建國以來，由于受到政治批判而不再做學術研究的人，現在因受“雙百”方針的鼓舞而重返崗位的例子。文章還從另一方面進一步指出了早春天氣乍寒乍暖的情況，說：“對百家爭鳴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尋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倍恍╊I導知識分子工作的人“聞到一些唯心主義的氣味，就有人打起警鐘：‘唯心主義泛濫了’，‘資產階級又冒頭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鎮住了，這石碣一揭開，又會沖出來，搗亂人間的樣子”。[18] [費孝通的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評，認為“頗使人有‘倒春寒’的感覺”] [19]
在文藝界也“很快就出現了新的各種各樣的作品和新的藝術探索”，王蒙在30年以后說：“我自己也是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創作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一部描寫青年人反對官僚主義的小說）?！?nbsp;[20]1956年底，鐘惦棐的《電影的鑼鼓》在電影界、文藝界理論界更是掀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在中國舞臺上，真的敲起了一陣催春的鑼鼓。
然而，人們對于“雙百”方針的理解是很混亂的。在當時發表的有關“雙百”方針的大量文章中，大部分還僅僅停留在對“雙百”方針作形式上的解釋。1956年7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演奏出雄壯的交響曲”一文中說：“今天的‘百家爭鳴’是以建設社會主義，更進而建設共產主義作為我們的母題（Motive），我們是要圍繞這個母題來組織我們的管弦樂隊，演奏出史無前例的雄壯的交響曲。萬種樂器齊奏或疊奏，但總要按照一定的樂譜。我們要‘爭鳴’而不是要‘亂鳴’”。許良英在《科學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書中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評，他說：“希望爭鳴是合唱，而不是要有‘亂鳴’，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既然是允許百家自由爭鳴，就不能不允許各人有各種各樣的調子。這種亂是不可怕的，它只能使思想真正解放，科學成果更豐富，也使人們更能明辨是非”。[21]作為“雙百”方針基礎的創作自由、學術自由，其精神實質在當時教條主義盛行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理解的，他必然導致對“雙百”方針的許多形式上的注釋和推理。在當時談論“雙百”方針的文章中，人們首先對“齊放”和“爭鳴”給予了文字上的不同解釋，后來又從這兩個詞中推演出“放”和“鳴”，并重合成“鳴放”，后來又作了“大鳴”“大放”的解釋。另外在“花”和“家”兩個字上也有不少人大做文章，例如提出只能放“花”不能放“草”，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等等。
馬克思主義在百家爭鳴中的地位如何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雖然有一些人對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百家爭鳴提出不同意見，但限于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還不可能對這一問題作出合乎邏輯的回答。
“開放唯心論”這個口號反映了“唯心論”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在這之前唯心論是完全被禁止的。陸定一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報告中首先明確提出“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傳唯物主義還是宣傳唯心主義都是自由的”。并提出了“開放唯心論”的口號。于是在當時的大學里重新被允許講授“唯心主義”的課程。例如，在北京大學金岳霖講授了羅素哲學，洪謙講授了馬赫哲學等等。再次必須指出的是，當時“開放唯心論”的口號的意義不僅僅是在哲學方面，他更深的意義在于整個學術界、思想界對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一些學說的開放。但是，當時“唯心論”是當作批判的對象來開放的。從而限制了“唯心論”的真正開放。例如，專門研究康德哲學的鄭昕在“開放唯心論”一文中這樣寫道：“為了最后戰勝唯心主義，就要深入研究唯心主義”，甚至進一步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是人類最后一個哲學體系” [22]的論斷。
知識分子中間尚且存在如此多的模糊認識，各級領導干部就更難對“雙百”方針有十分正確的認識。鐘敬文當時就指出了這種情況：“他們心里懷疑或者干脆不贊成，當然他們不會在公開的地方直率地講出來。他們的想法是，這種方針實行起來，對于那些藝術家和科學家是會有好處的，可是對黨有啥好處呢？” [23]最能反映這部分人心理的是，1957年1月7日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和魯勒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他們對“雙百”方針提出后文藝界的工作提出了批評，認為“文學藝術的戰斗性減弱了，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呻吟低沉了……”他們的指責在一段時間內被當做來自黨中央的意見，使剛剛活躍的學術空氣又沉悶起來。
造成對“雙百”方針理解上的混亂和態度上的對立，其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但從決定這一方針對后來中國命運，特別是中國知識界命運發生重大影響意義上講，有幾點則是具有決定性質的。首先，既然“雙百”方針是作為一種對內繁榮科學文化，對外服務于國際政治需要的政策提出來的，即它不是直接和自覺地建立在公民自由權利邏輯延伸基礎上的，這就決定了無論對科學家還是對藝術家，在“雙百”方針意義上獲得的自由權利是有限的和服務于一種明確而具體的前提的；而從知識界來講，“雙百”方針不僅會在不同程度上被自覺地理解成對一種普遍的公民權利的重新肯定和強調，而且意味著對建國以來學術界出現的用政治批判代替自由的學術討論做法的否定。他們的期望值顯然遠遠超過了這一方針提出者在提出這一方針時具有的前提和界限。因此，事情一開始，在知識界引起的就不僅是對自身學術問題的爭鳴，而是變成了對“雙百”方針本身應有的自由容量的關注以及對在此之前影響學術研究、藝術創造自由開展的原因的追尋。一部分討論確實已經由學術、藝術政策轉向了政治（尤其是在黨提出幫助整風的號召之后），對于知識界批評的來勢，今天看來，應當說在開始時黨的領導人是缺乏估計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已經正確地做出了關于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今后的主要任務是將自己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軌道上來，但是，這里的問題是，階級斗爭的結束，并不等于國家的政治生活可以用經濟建設的管理來代替。黨在宣布階級斗爭結束時，雖然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命題，但是作為一種執政黨的國家政治學說，它不具有機制意義上的可操作性。而且，尤其沒有充分意識到黨本位和公民本位在失去了階級對抗背景之后的原則區別，因此，這使得黨不是把已經出現情況理解為執政黨與社會不同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調整，而是又退回到階級斗爭的理論基礎上，把它理解成對抗階級圍繞政權問題的政治斗爭，從而把本來應當向前進，去完成歷史已經交給共產黨的民主政治建設的任務，變成了向后倒退，繼續重復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特別是聯系到新中國剛剛成立，面對著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不僅黨的國家管理經驗優先，而且尚待成熟的政治結構也無法適應真正的民主程序。在這種情況下，這種選擇幾乎是必然的。真正嚴重的是，此后出現的人為的階級斗爭，不是作為一種穩定政局的權宜之策，而是由此開始的對階級斗爭在整個一個歷史時期地位的重新肯定。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這種判斷再也沒有引起過黨的懷疑和反思，而變成了居于“綱”的地位的理解國家政治生活的唯一理論，而唯一具有獨立批判意識的階層——知識分子便成了能夠支持“階級存在”論斷的唯一的實體和斗爭的主要對象。
三、“雙百方針”的改變
“雙百”方針提出不到一年，195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又發布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在這次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中要“檢查對于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和‘勤儉建國’方針的執行情況……”[24]指示還規定，這次整風是以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指導思想。
后一個材料是毛澤東1957年5月12日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有三點特別值得注意：（1）“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薄鞍偌摇弊兂伞皟杉摇痹诖艘呀浢妊?。（2）“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的方針?！薄包h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只能放?！保?）“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边@種想法后來發展為動員鳴放。
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之后，黨內要求“收”的呼聲甚高，這種意見較集中地反映在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中。毛澤東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批評：“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很不理解?！?nbsp;[25]應該怎樣理解“雙百”方針，毛澤東本人又是怎樣理解“雙百”方針的呢？要想搞清毛澤東當時的想法，恐怕更應該注意他在會議上的一個插話：“百家爭鳴有好處，讓那些牛鬼蛇神鬼子王八都出來。各省要注意，對重大的、成熟的問題，以一個人為主，組織些人寫文章，準備一個月寫一篇，把邪氣壓下去?！?nbsp;[26]讓我們再來看看在正式發言中，毛澤東是怎樣解釋“雙百”方針的：“這個方針是符合辯證法的，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而發展起來的，[27]香花也是跟毒草相比交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比藗儾浑y發現，1957年1月以來，毛澤東在許多公開的和非公開場合大談“雙百”方針就是辯證法。這里所說的辯證法，就是只有讓不同的意見“放”出來，才有可能批判掉。這時“雙百”方針已經與政治生活與學術研究中所要求的民主與自由背道而馳。
為了使人們能開誠地把自己的意見講出來，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中規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并保證“無論錯誤大小，除嚴重違法亂紀者外，一概不給以組織上的處分”。[28]這些規定對人們打消顧慮，敞開言路，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以來，毛澤東的幾次公開報告，雖然“已經包含著同‘百家爭鳴’的精神的不一致，已包含錯誤的種子?！?nbsp;[29]但因為在這之前陳其通等人造成的壓抑氣氛，這些報告在知識分子心情大都十分激動，以為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政治氣候已經來臨，這為下一步整風鳴放鋪平了道路。
《人民日報》1957年4月11日發表“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并不是什么一時的權宜的手段，而是為發展文化和科學必要的長時期的方針”?！澳壳暗膯栴}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夠，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寬……”。為了使人們進一步解放思想，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專門就“雙百”方針答復了《文匯報》記者的問題，批評了陳其通等人是犯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30]
毛澤東講話之后，輿論工具終于給知識分子創造了一個寬松的氣氛，大部分人并沒有感到自己身邊潛伏的危險。但是，也有人已經意識到這種危險，他們出于一種責任感，還是說出了自己心里話。許多知識分子向黨提出了一些誠懇的甚至是十分尖銳的批評，這些批評涉及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科技體制和文化建設等各個領域。由于整風是以運動的形式展開的，再加上早有“言者無罪”的保證，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過激之言，但其中絕大多數意見是中肯的，有益于國家，民族和共產黨自身建設的。
在鳴放整風過程中，民盟中央成立了“科學規劃問題臨時研究組”。民盟中的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就中國的科技體制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和研究。1957年6月9日，以“民盟中央科學規劃問題臨時研究組”的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與此同時，這份報告以曾昭搶、錢偉長、干家駒、華羅庚和童第周的名義提交給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他們的意見首先是“保護科學家，這包括為科學家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這個報告對中央文件中規定科學院是科學研究的“火車頭”表示異議，認為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意見還對社會科學方面存在的不正?，F象提出了批評：“過去研究社會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的人很多轉業了，過去許多課程因為蘇聯沒有，被取消了” [31]
就這樣鳴放整風的運動在學校，民主黨派，黨政機關逐漸展開，值得注意的是，在整風鳴放遠沒達到高潮之前的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在黨內高層干部中傳閱，毛澤東根據人們在整風鳴放中的表現，將其劃分為左派，右派和中間派。并認為“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定”。文章還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在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是最堅決最猖狂的”。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修改了整風指示中關于不是嚴重的違法亂紀是不會受整的規定。將嚴重違法亂紀重新解釋為“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而這種損害，是在屢戒不聽一意孤行的情況下引起的”。[32]這篇文章為即將到來的反右運動掃清了第一個障礙，并為這場運動定下了調子。
最令人矚目的還不是毛澤東這篇文章的內容，而是他對內、對外兩套截然相反的部署，毛澤東的文章在共產黨高層領導中傳閱的同時，中央卻在不斷的鼓動人們鳴放，動員人們打消一切顧慮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6月8日毛澤東又親自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規定“省市級機關和高等學校大鳴大放的時間，大約十五天左右即可”?！案叩葘W校組織教授座談，向黨提意見，盡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登在報上”?！耙M織每個黨派自己開座談會，左中右的人都參加，正反兩面意見都讓其暴露，派記者予以報道?！?nbsp;[33]
經過充分的準備，1957年6月8—14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這是為什么？”“工人階級說話了”等6篇社論，一場來勢兇猛的反右派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了。
7月1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點名批判了章伯鈞、儲安平。此文給右派這個名稱作出了說明：“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痹谶@里毛澤東又取消了整風批示的第二條保證，說：“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公開宣稱“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nbsp;[34]這篇文章及其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反右運動，極大地損害了黨在廣大知識分子中的信譽。它為十年后的洗劫進行了一次“成功的”預演。
1957年7月5日郭沫若在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言：“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認為，“保護科學家”的口號是“不顧事實，危言聳聽”，“離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關系?！?nbsp;[35]1957年7月14日郭沫若在京區科學家反右派斗爭座談會上又一次發言，認為“曾昭倫，錢偉長兩個人是這一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活動中的骨干，是被揭露出來的右派分子。也是我們必須徹底批判的主要對象。千家駒、華羅庚、童地周參加提出這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現在看來，是被右派分子利用的”。[36]郭沫若還點了“雖然在文件上沒有簽名，但也是另一位重要人物的費孝通?！边@就使得民盟科學規劃臨時研究小組提出的意見成為有名的“六教授意見書”。
在反右運動中愛到打擊最大的恐怕還是那一大批政治上單純，充滿了熱情和責任心的青年學生，1957年內全國各行各業共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37]
通過對1957年“雙百”方針執行情況的考察可以看出1957年上半年“雙百”方針被理解成一個“放”字。是不是執行“雙百”方針的問題，被當作“放”還是“收”的問題引起了一場公開和非分開的爭論。人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1957年下半年，最終的結局落入“放——收——整”這一格局之中。而“雙百”方針最后不可避免地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
四、短暫的小陽春
盡管“雙百”方針在1957年的鳴放和反右中被當作了政治斗爭的工具，在這之后一段時間內，這個方針已不再被人提起，但在形式上并沒有將其廢除，知識分子也沒有完全放棄對“雙百”方針抱有的期望。
1960年中國共產黨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要想實現八字方針，一定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于是中國共產黨重申“雙百”方針。1961年3月初《紅旗》雜志發表社論：“在學術研究中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篇文章十分引人注目的是這樣一段話：“在政治上承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一件事；在學術上承認馬克思主義指導是另外一件事，這兩件事顯然是互相有關的，但又并不就是同一件事?！?nbsp;[38]盡管這篇社論有些新意，并在各大報紙轉載，但它并沒有引起知識分子的什么熱情。在反右、拔白旗、反右傾的連續傾盆大雨之后，強調堅持“雙百”方針無疑是必要的，但知識分子在心里有著極大的陰影，他們的歡迎態度是十分有保留的。從這一時期發表在報上的文章的數量和質量可以看出這點?！都t旗》社論發表之后，大批文章出現的現象不見了。從1959—1962年人們不間斷地零零散散地寫出文章談論“雙百”方針，但這些文章大都沒有實質內容，而僅是停留在一般的呼吁上。
報紙上的漫談百家爭鳴沒有實際的內容，真正有實際內容的是其意見不見諸報端的“神仙會”?！吧裣蓵笔窃谔厥獾臍v史條件下推行百家爭鳴的一種特殊形式。因為1957年鳴放時登在報上的言論后來成為“右派”的罪證，所以“神仙會”吸取了1957年鳴放的這一教訓，采取了一種比較保險的發表自己意見的方式?！吧裣蓵睂嶋H上是一種事先聲明不作記錄，不作報道，并保證堅持“三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座談會。因為這種方式適應了知識分子既想發表自己的意見，又想保護自己避免挨整的心理，所以它在未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中間很受歡迎。
“神仙會”發端于1959年中國民主建國會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召開的代表大會，1960年各民主黨派紛紛效仿，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同意，這一形式很快在知識分子中普遍展開，“規模之大，范圍之廣，人數之多，氣氛之熱烈，都是空前的”。有人這樣總結了神仙會：“內有斗爭，外無壓力”，“有交心的內容，而無交心的形式；有批評的內容，而無批評的形式；有檢查的內容，而無檢查的形式”。[39]在各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的“神仙會”上，“對人民內部的各種問題、學術問題、政治問題，都進行了充分的自由討論”。[40]這種對學術及政治問題的自由討論本身就是“雙百”方針的體現。
從1961年開始，陸定一連續發表了一些重要的講話和指示，要求克服文藝界和學術界簡單、粗暴、片面的領導作風，反對在學術問題上貼政治標簽。他說：一貼標簽就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貼糟了，百家爭鳴沒有了?！薄懊珴蓶|沒有研究過物理、化學的問題，怎么能用毛澤東思想去研究物理和化學呢？”
1961年4月周揚在全國科學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認真分析了貫徹雙百方針的阻力，他說“由于過去有那么多斗爭，不可能不影響到百家爭鳴?！?/span>
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1961年7月國家科委與中國科學院制定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其中第十條專門講了“雙百”方針，十四條是“雙百”方針在科技界第一次制度化，這正像鄧小平當時所說《科研十四條》是“科學工作中的憲法”。后來根據十四條，又提取了其中政策性較強的七點意見，寫了一個請示報告，七點意見的第二點就是“雙百”方針。[41]
隨著形勢的發展，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民主生活再次恢復，在這次會議上，由于三年經濟困難的教訓，人們開始從過熱轉向冷靜。這次會議的第二個議程是召開“出氣會”（即“神仙會”）讓人們說真話，說心里話。
1962年2月國家科委在廣州召開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會上許多黨的領導干部都檢討了錯誤的知識分子政策，認為應該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革命知識分子之冕。
盡管出現了這段“小陽春”氣候，但在當時，這并沒有改變在前一時期對知識分子的錯誤認識和搞階級斗爭的激進觀念。例如，在1961年3月15日《光明日報》第一版上發表的社論，把“神仙會看作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這反映了當時許多人對“神仙會”的看法；“神仙會”是把自己的錯誤思想擺出來，讓大家“和風細雨”地批評一番，以求得正確的認識的方法?！八粌H是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種有效方法，而且也是黨對他們進行改造的重要方針?！?nbsp;[42]
毛澤東本人對于國內日益開放的形勢也并不滿意，他在1963年8月批評了給知識分子摘掉帽子的做法。他說：“知識分子，地富分子，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Y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nbsp;[43]
在1962年9月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展了他的階級斗爭理論，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錯誤口號，從而把剛剛恢復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氛又一掃而空。
五、文革中的扼殺與搏斗
《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文革前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解釋成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種解釋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實際上，專斷式的文化革命從1962年把小說《劉志丹》說成是反黨小說就開始了。緊接著在1963年對新編昆劇《李惠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的批判，1964年對《三家巷》，《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林家鋪子》等一系列小說和電影的批判中，無限上綱，亂扣政治帽子的惡劣做法愈演愈烈。1964年夏天，開始把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孫治方的經濟思想，翦伯贊的歷史觀等一些純系學術的觀點都當作階級斗爭的反映，組織了大規模的批判。
“文革”之前的學術批判表明“雙百”方針實際上已經廢除掉了。更可悲的是，在這些批判中被批判者不容申辯，其他的人連自己的真實想法也不敢吐露。文化大革命正是這種批判在全社會的大普及。
為了更徹底地開展“文化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首先從根本上否定了“雙百”方針。前面已經說過1957年是否繼續執行“雙百”方針的問題被簡化為“放”還是“收”的問題。[44]而《五·一六通知》共有十條，其中第三條專門講到了“放”：“（三）提綱（指‘二月指綱’——引者）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在1957年3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乃^‘放’，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nbsp;[45]
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以前“凡要是發表過具有獨創性學術見解的人，幾乎都重新受到更加殘酷的斗爭，而陸定一為黨的‘雙百’方針所做的系統闡述也被誣為資產階級反動綱領”。[46]文革期間批判陸定一的文章可以說汗牛充棟，但署名“舊文化部延安紅旗總團”的文章《陸定一反動鳴放綱領必須徹底批判》卻是專門針對“雙百”方針批判陸定一的十分典型的文章。該文第二部分的小標題“是滅資興無，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其中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革命靈魂就是滅資興無”之后，又模仿著《五·一六通知》的調子，指責陸定一：“抽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革命靈魂，抹煞其階級內容，把它篡改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策?！弊詈笞髡呔挂斑\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銳利的武器，對一切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nbsp;[47]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會記得在那些混亂的日子里“滅資興無”是一個叫得多么響亮的口號。然而“滅資興無”是“雙百”方針的靈魂這樣一種解釋又是哪一位理論家的創造呢？要搞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追溯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題為“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此文共分七個部分，第七部分講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共講了15條教訓，其中第九條專門講了“雙百”方針，其中寫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文藝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诳茖W，文化，藝術，教育隊伍中，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也是長期地，激烈地階級斗爭?！薄皽缳Y興無”是毛澤東多次提到的一個口號。
文革初期對“雙百”方針所作的解釋，正如于光遠所說的，“可以使已經成為空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妨礙他們實行兇殘的統治?！?nbsp;[48]實際上在文革大部分時間里，除了批判陸定一周揚等過去代表黨中央宣傳部門所作的講話之外，人們并不再提起“雙百”方針了。
1974年秋，江青、姚文元為了鼓動一些青年人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對自然科學理論中的所謂“各種反動觀點”進行“革命”的批判。搞了一個名為《自然科學爭鳴》的內部刊物。張春橋有句名言叫做“百家爭鳴，還要一家作主”。這一家是誰呢？按張春橋的意思“在文藝方面，要聽江青的，在科學方面，要聽姚文元的?！?nbsp;[49]于是在姚文元的親自把持下的《自然科學爭鳴》于1975年初創刊了，為了便于控制，規定該雜志每期“宣傳方針和學術討論問題”都要向他報告。
《自然科學爭鳴》創刊號的短評“無產階級專政與自然科學爭鳴”，號召大大加強“自然科學戰線的戰斗”?！蹲匀豢茖W爭鳴》的創辦，成為“四人幫”繼上海的《自然辯證法雜志》之后的又一個在自然科學領域開展“大批判”，亂扣政治帽子的陣地。（《自然辯證法雜志》的一個負責人公開宣稱“我們的雜志不搞百家爭鳴，只搞一家之言?！保50]這種用政治的利益對科學，文化事業的干預是從1956年得出的“政治不能干預自然科學”結論的大倒退。而在文革的一片肅殺氣氛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為什么偏偏對自然科學祭起了“雙百”方針的法寶呢？很顯然，他們所要的不是自然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爭鳴，而是借“爭鳴”之名，對以前依然保留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極其有限的學術自由的徹底扼殺。
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在重重困難中著手各方面的整頓。但此時，在文學藝術、意識形態方面，仍然被“四人幫”所把持著。1975年7月，面對全國人民對“百花園中一花獨放”，“八年看八個樣板戲”等現實文化生活的憤情怨言，1975年7月，毛澤東提出要調整黨的文藝政策，他連續作了兩次講話，指出：“沒有小說，沒有詩歌，”“百花齊放都沒有了”。[51]毛澤東的兩次講話使四人幫十分緊張，姚文元到上海找了一幫親信商議對策，并布置人火速寫一篇關于“雙百”方針的文章以“備用”。7月21日《貫徹黨的“雙百方針”》一文寫好，以后又四易其稿，根據姚文元的意思將題目改成《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1975年7月，毛澤東又指出：“ 不能走”。根據毛澤東指示的精神，當時分管科技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召集科技人員開了一個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座談會。之后，華國鋒委托科學院繼續舉辦了多次這類座談會，并于9、10月間由科學院印發了七期《百家爭鳴座談會情況報告》。與此同時，當時主持科學院工作的胡耀邦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組織起草《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其中專門用一節談了“雙百”方針，指出：“不能以……政治表現如何來作為衡量學術是非的標準。不能把資本主義國家、修正主義國家的科學家的學術觀點都說成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隨意加以否定。[52]我們不能不看到經過一場文化浩劫仍然敢如此鮮明地談論“雙百”方針，這是需要勇氣的。鄧小平對這個《匯報提綱》十分關心，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學院，而且對整個科技界，教育界和其它部分也適用?！?nbsp;[53]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開展，使中國大地陷入一片黑暗。試圖體現“雙百”方針精神的《匯報提綱》成為“三株大毒草”的第一株，首當其沖受到批判。1975年7、8、9三個月中一些關于“雙百”方針的議論也被當作“奇談怪論”受到批判。
六、走上新的起點
文革之后，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重新恢復黨的“雙百”方針。
1978年3月5日通過了新憲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被寫進這部憲法的總綱部分。葉劍英在《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中對此給予了詳細的說明，并說：這一方針“是我們國家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一項根本性方針”。[54]
1978年3月18—24日在北京召開了有5500多人參加的全國科學大會，會上鄧小平和方毅的發言都大力強調了要實行“雙百”方針，鄧小平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和科技工作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講話，使與會者十分激動，又一次呼喚“科學的春天”。
1978年12月23日鄧小平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對于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壓服的辦法，要真正實行‘雙百’方針。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報復，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nbsp;[55]鄧小平還特別強調了要堅決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各種權利。
1978年9月周揚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預備會上作題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規劃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報告。他在這篇講話第一次堤出：“我們應該回顧一下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歷史，研究和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敝軗P在回顧十年文化浩劫歷史時指出：“在‘四人幫’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的淫威下，本來應當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卻變成了一片荒蕪，死氣沉沉。人民被剝奪了享受正當文化生活的權利?！@種狀況是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备少F的是，周揚在回顧歷史的同時，開誠布公地作了自我反省，指出：“……我們這些過去參與管理過學部工作的人，特別是我個人，工作沒有做好，也是有責任的?！?nbsp;[56]這種實事求是，敢于承擔個人責任的精神在當時尤其是難能可貴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人們的思想開始從十年文化專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兩個凡是”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取代。1982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又通過了一部新憲法。新憲法取消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提法。從1978年3月到1982年11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寫入憲法共有四年零八個月的歷史。在討論憲法時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彭真作了兩點十分清楚的說明：“第一，作為公民的權利，憲法修改草案已經寫了言論、出版自由，寫了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它文化活動的自由，就是說，已經用法律的語言，并且從更廣的角度，表達了這個方針的內容；第二，科學和文化工作中，除了這項方針以外，還有其它一些基本方針，不必要也不可能——寫入憲法?！?nbsp;[57]
1986年是“雙百”方針三十周年，經過反復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人們終于能夠在一個較為寬松的政治氣氛中紀念“雙百”方針三十周年。第一篇紀念性文章是1986年5月上旬在各報上同時公開發表的陸定一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歷史回顧》一文。但實際上，對雙百方針的紀念活動在此之前已經自發地開始了。在1985年底至1986年初，有人就提出和開始醞釀紀念“雙百”方針三十周年，這種想法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認可。陸定一的回顧文章在整個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在以后的幾個月間，許多人紛紛撰文，各抒己見，在總結三十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重新思索。從1986年的5月以來，比較集中的對“雙百”方針及其有關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議論。在這期間僅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包括海外版）、《文匯報》、《自然辯證法報》、《自然辯證法通訊》、《新觀察》等報刊上發表的專論就有一百多篇。在北京召開的較有影響的座談會有：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在5月13日主持召開的座談會，[58]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會、中國作家協會、政治學研究會、中國經濟團體研究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在5月29日聯合召開的大型座談會，全國政協在6月19日召開的座談會等等。參加會議的人分布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各個文化領域。這次紀念“雙百”方針三十周年的規?？梢娨话?。
1986年對“雙百”方針的大量議論，無論從思想認識上，還是從理論基礎上來說，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深刻。它反映了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化專制后的覺醒；反映了近十年不斷反思的結果。它大致包括如下一些主要內容。
1.有關1956——1957年“雙百”方針提出后階段政治形勢急劇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種觀點：（1）認為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并在以后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等都曾一貫地強調和堅持了這個方針。[59]但是，在“反右”以后，“雙百”方針在“形式上沒有廢除，但實際上停止執行了”，毛澤東本人也錯誤地提出了“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nbsp;[60]（2）認為毛澤東在1957年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和3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已經包含著同“百家爭鳴”的精神的不一致，已包含錯誤的種子。[61]（3）認為至遲在1957年1月開始（不是“反右”以后），毛澤東本人就已經明確地把“鳴放”當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因此，“‘反右’是‘雙百’方針實施的必然結果，也可以說是主要的收獲?！?nbsp;[62]
2.關于“雙百”方針和公民自由權利的關系，抓住了“自由”這一精神實質來談論“雙百”方針。人們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等公民的基本權利而呼喊，成為這次自發紀念“雙百”方針三十周年運動的實質核心。
在關于學術自由的問題中，許多人提出和討論了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劃界問題，指出：科學和意識形態在性質和職能上是有區別的，我們應當“正視兩者的區別”，“防止以意識形態的標準來衡量，標簽和限制科學的自由探討?！?nbsp;[63]在對學術自由的討論中，有人進一步提出了對“學術民主”提法的批評，指出，民主包含著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如果學術問題都來個‘少數服從多數’，還有什么科學可言呢？”“學術問題是不能靠民主手段來解決，當然更不允許專制，唯一可能的是自由討論、自由爭鳴?！?nbsp;[64]
3.關于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議論。這是基于對大量的政治干預學術和學術問題進行政治批判的思索基礎上提出來的。這并不是新問題。但是，過去的議論大都是試圖能夠明確區分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以免把學術問題當做政治問題來批判。今年對這一問題的議論顯然有了突破。許多人已經認識到，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區分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而在于政治問題是否也是可以討論的。人們提出，人民既然是國家的主人，對政治問題的討論就當是他們應有的權利。在1986年7月31日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萬里也談到了這一點，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為了創造民主、平等、協商的政治環境，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但對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實行這樣的方針?！彼€進一步指出了：“關鍵不在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而在于對政治問題，對決策研究本身，也應該實行雙百方針。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當進行研究的，在沒有作出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绻谌嗣駜炔空螁栴}不能爭鳴，只能領導人獨鳴，又談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認為，我們應該廣開言路，破除言禁，把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施。[65]
由以上內容不難看出，經過三十年的坎坷磨難，人們由對“雙百”方針的呼喚上升到了全新的水平，早已應該解決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今天才終于被全黨和全體人民自覺地提上了日程。
七、結語
從“雙百”方針提出至今，30多年過去了，當我們在一個新的更高的歷史視角上去鳥瞰我們所走過的道路時，往往會發現，歷史似乎是在驚人地倒退；今天，人們仍然以“雙百”方針作為自我捍衛的武器去進行爭取民主和自由的不懈奮斗，人們的精神指向，歷史的真實追求，早已遠遠超出了科學、文化方面，而回歸到了早在這一方針提出兩年前，即1954年9月20日就已通過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
在我國，以黨的“雙百”方針追求自由和民主，往往比用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更能引起社會的首肯、同情和關注，盡管1954年憲法第八十七條和第九十五條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66]但是，它的實際影響不僅遠不如1956年提出的“雙百”方針，而且，在此后長達30年之久的歷史中，人們對自由權利的呼喚，幾乎都是高舉了“雙百”方針的旗幟，而極少援引憲法去為自己辯護，這并不是說黨的“雙百”方針比憲法更集中，更徹底和更本質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志，而是說在國家事務中，甚至在決定民族和人民的命運方面，黨的方針政策甚至比憲法具有更為實質的影響能力和權威性。
1978年，“雙百”方針被寫進憲法。首先，憲法是國家的基本法，憲法所要規定的，只是公民的最基本和最實質的權利，人們希望在“雙百”方針中所獲得的權利，在這部憲法中，早已被有關公民的基本權利的規定所更為科學和準確地肯定和包容了下來；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對于“雙百”方針，即使我們忽略掉它作為政治斗爭策略的性質，僅就它在最寬容的條件下的含義而言，它也只是以發展科學，繁榮藝術為目的的，在這一方針的意義上，人們所擁有的權利，充其量也只具有手段和工具的性質。而憲法在民主政體下具有基本法的性質和地位，它的最高權威性的最實質的依據卻在于，它是國家主權擁有者——全體公民對國家頒布的，是公民授予政府作為國家管理者權力的前提，是國家一切行為合法性的最高判據。因此，憲法中的公民權利，是主權者的權利，憲法中寫進的公民權利，不是國家對公民的許諾、賜準，而是公民要求國家必須承擔捍衛和保障的義務。這樣，把“雙百”方針這樣一項服務于具體目的的方針寫進憲法，就不僅模糊了國家和主權擁有者和憲法的公民主體性，而且必然在實際上歪曲憲法中公民權利的本質，這顯然是和把“雙百”方針寫入憲法的初衷相悖謬的。但是，如果我們暫時放下這種純粹學理性的探究，而把它放進30年來中國的歷史實踐和1978年當時的背景加以考察，則會看到它的明顯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即一方面，在中國特殊政治環境下，科學、藝術、文化、學術等意識形態領域，是危及公民權利最經常和最敏感，捍衛公民權利最困難，代價最昂貴的部分。它幾乎構成了30年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進行民主政體建設斗爭的中心內容。因此，造成了“雙百”方針不僅僅是一種科學文化的基本方針和政策，而在事實上已經上升為自由權利的同義詞。把“雙百”方針寫進憲法，并得到擁護和肯定，正是基于這個意義。其次，在一個更為深刻的層面上，它反映了人們對憲法至高地位的覺醒和肯定。人們意識到，只有把自己的全部意志和利益以法的形式向國家頒布，才可以以主權者的名義合法地行使自己對國家的權利。對比1954年后在憲法和黨的方針政策關系上人們的選擇傾向，我們就不難從1978年憲法中所表現出來的稚氣中，看到人民的覺醒和成熟。也只有在這樣覺醒的基礎上，它的這種幼稚才能被在更深層次上的成熟所正確地糾正。
1982年11月，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對從憲法中取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法作了說明，表面上看，歷史回到了1954年憲法的水平，而憲法則取消了人們為之奮斗了近30年之久的“雙百”方針，但這種表面的回歸，卻顯示了歷史的實質性的進步。它不僅表現在人們對憲法性質理解的深化，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進一步發展，它將可能啟示人們進一步覺悟到自己是國家權利的賦予者，從而為這一地位的真正獲得，即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徹底實現，進行更具有實質意義的奮斗！
30多年過去了，對這段歷史，我們不厭其煩地清理和剖析，目的當然不是追究功過是非的責任承擔者，也不是借此為一種淺薄，甚至有某種盲目性的正義沖動推波助瀾。揭示民主改革的最深層性質，目的只在于使人們在不忘歷史的同時，充分認識我們民主建設的深刻性，艱巨性和復雜性，從而使我們的黨和人民以更富歷史感、責任感的實際行動，把我們的政治體制政策引向更具有實質意義的建設性的方向上，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具有高度民主，高度繁榮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運動，才能由于我們的努力而獲得更有成效的進展。
注：
1 周揚：“哲學社會科學的發規劃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周揚近作》，作家出版社，1985年，第26頁。
2 福之芳：“回憶黨教育下的梅蘭芳同志”，《人民日報》，1978年8月8日。
3 劉大年：“‘百家爭鳴’方針側聞記”，《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4期，第40—42頁。
4 人民日報社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5月4日。
5 據李佩珊回憶，這個時間可能有誤，時間可能在2月以后。
6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歷史回顧”，《光明日報》，1986年5月7日。
7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45頁，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
8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人民日報》，1956年6月13日。
9 轉引自龔育之、劉武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光明日報》，1986年5月21日。
10 轉引自《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244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12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花爭鳴、《人民日報》、1956年6月13日。
13 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8頁，這個講話于1957年3月19日發表于《人民日報》，發表時作了修改，主要加進了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為6月８日開始的反右運動提出理論根據。
14 劉少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人民日報》1959年10月1日。
15 范岱年：“要百家爭鳴，不要一家獨鳴”，《自然辯證法報》，1985年５月19日。
16 李佩珊等；《百家爭鳴——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第１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
17 于家駒：“我們為什么要辦‘爭鳴’”，《人民日報》1957年４月28日。
18 《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
19 倪鵝笙：“讀‘知識分子早春天氣’——同費孝通先生交換意見?！薄度嗣袢請蟆?957年４月27日。
20 《光明日報》1986年5月15日。
21 許良英，范岱年；《科學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第149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
22 見《人民日報》，1956年10月13日。
23 鐘敬文：“破浪前進，《人民日報》，1957年5月7日。
24 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54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
25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疵珴蓶|選集〉第五卷，第338頁。
26 參見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匯集），〈學習資料〉，第13頁，1967年，會議是在1957年1月召開的。
27 同26，第345－346頁。
28 “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55頁。
29 王若水：“關于‘雙百’方針的若干問題”，《文匯月刊》，1986年，第7期，第49頁。
30 周揚答《文匯報》記者問《文匯報》，1957年４月9日。
31 民盟中央科學規化問題臨時研究組，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光明日日報》1957年6月9日
32 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26—428頁。
33 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1—432頁。
34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7—438頁。
35 見《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年》，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第1—7頁，1958年7月，北京。
36 郭沫若：“愛國的科學家積極行動起來反擊右派向科學領域的進攻”，《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年，第34頁。
37 “關于右派分子的小統計”，《三十年來階級斗爭論文選集》第一集，社科院哲學研究所資料室。
38 紅旗雜志社論：“在學術研究中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光明日報》，1961年3月1日。
39 社論：“廣泛地用‘神仙會’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光明日報》，1961年3月15日。
40 暢談“神仙會”與“百家爭鳴”諸問題，《光明日報》，1961年3月15日。
41 感謝姚蜀平同志，讓我們參閱了她正在寫作的《當代中國》中國科學院卷，院史部分。她說《十四條》正是科學家在神仙會中發表的意見的總結。
42 社論：“廣泛地用”神仙會“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光明日報》，1961年3月15日。
43 “毛主席論知識分子（1962—1967年）”，《科學革命》1967年第4期，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科學革命》編輯部編，第22頁。
44 周揚也認為“放”即“雙百”方針。他說：“用毛澤東通俗的說法，就是“放”的方針，運用到文學藝術和科學上便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薄叭蝹ゴ蟮乃枷虢夥胚\動”，《人民日報》，1979年5月10日。
45 “通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6年5月16日）”《三十年來階級和階級斗爭論文選集》第一集，第426頁。
46 于光遠，“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報》，1986年5月16日。
47 舊文化部延安紅旗總團：“陸定一的反動鳴放綱領必須徹底批判”，《人民日報》1967年8月29日。
48 于光遠：“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報》，1986年5月16日。
49 羅勁柏：“揭發批判‘四人幫’反對‘百家爭鳴’方針的罪行”，科協理論組編，北京，1977年。
50 鄭聞：“‘四人幫’‘支持爭鳴’的一個騙局”，《自然科學爭鳴》，1977年第2期，第12—13頁。
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決議注釋本》。
52 《評《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4頁。
53 康立，延風：“《匯報題綱》出籠的前前后后”，《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4期。
54 葉劍英：《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1978年3月10日。
55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1976—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頁。
56 《周揚近作》，作家出版社，1985年，第26—27頁。
57 彭真：“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匯編1979—198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3頁。
58 參見《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4期、第5期。
59 龔育之、劉武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光明日報》，1986年5月21日。
60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歷史回顧，《光明日報》，1986年5月7日。
61 王若水：“關于‘雙百’方針的若干問題”，《文匯月刊》，1986年第七期，第48—52頁。
62 許良英：“‘雙百’方針帶來的喜悅和悲哀給我們的啟示”，《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4期，第1—4頁。
63 羅嘉昌：“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問題”，《百科知識》，1986年第5期，第16頁。
64 李昆峰：“學術自由的根本在于解放思想”，《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4期，第10—11頁。
65 萬里：“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人民日報》，1986年8月15日。
66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
（本文是王德祿、李真真聯合署名的，發表于《走向未來》1987年第2期，總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