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治國論是世界近現代歷史中的政治思潮,在現代化國家中,對于它的討論幾乎成為思想界的一個重要主題。由于我們還處于前現代化的過程中,專家治國論沒有、也不可能取得主導的地位并產生很大影響。但由于中國政治文化中的賢人政治傳統,使一些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專家治國論的思想,并試圖使它對中國的政治走向產生影響。這構成了中國現代思想中的一股潛流。
（一）
專家治國論的思想淵源始于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他要求“集權力和智慧于一身”的哲學家來統治,[1]同時強調社會的等級秩序和人的能力的先驗本質決定,所以,他宣揚的是一種理想化的貴族政治。經過漫長的中世紀,隨著科學從哲學的包容中脫胎而出,這種貴族政治取得了一種近代形式的專家治國論。在西方,人們一般稱圣西門(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為專家治國論之父。他雖然沒有使用專家治國（technocracy）這個詞,但他清楚地表達了專家治國論的基本主張，需要一代“新人”——工程師、建筑師、計劃工作者——充任領袖。[2]1919年,美國工程師和發明家W·H·史邁斯（William Henry Smyth）第一個使用專家治國這個詞。他后來將其解釋為“人民通過他們的公仆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來進行有效的統治?！盵3]專家治國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是在1932—1933年間風行于美國的,美國著名思想家索爾斯·凡勃倫是美國專家治國論的思想闡述者,而霍華德·斯科特是專家治國運動的發起者。面對30年代的大蕭條,斯科特提出豐富的物質生產,要求專家治國式的政治制度,“越來越工業化的社會,只有專家治國才是唯一合理的管理方式?！盵4]在斯科特的鼓動下,專家治國做為一種政治運動在美國持續達三年之久。斯科特推行的專家治國也受到了不少批評,人們將這種主張描述為“不對任何人負責的技術人員統治?！?/p>
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尤其是原子彈的出現,掌握自然界神奇力量的科學家有了更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轉化為一種權力,使得科學技術專家登上了政治舞臺,并且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茖W技術專家進入權力中心,無疑改變了政治結構,增強了政府的施政能力,與此同時,一種適應專家治國論的新哲學開始出現，認為政治問題可以還原為技術問題,技術引導政策,社會系統理論等等。技術人員對權力的主宰導致社會的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根據這種階級結構的演變提出權力歸于技術階層（Technostructure）的理論。他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業國》中詳盡地描述了階級結構變化所導致的社會變化。
這種理論上的自覺引起了對專家治國論更普遍的關注,于是技術官僚制、知識分子專政、后工業社會、能者統治等理論在60—70年代盛行不衰。在理論上,較有影響的是古爾德納（Alvir W.Gouldner）1979年出版的《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一書,他認為知識分子已經構成以文化作為資本意義而形成的新的階級。
在這方面受到廣泛關注和評論的是丹尼爾·貝爾,他的《后工業社會》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影響。盡管他對專家治國論的反民主傾向有所抨擊,并且用“能者統治”取代“專家治國”,但是“能者統治”的實質又何嘗不是一種“專家統治”呢？
而在中國，似乎有著一種與柏拉圖相類似的政治理想,這就是賢人政治的傳統,在這種追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政治理想中,的確存在著與柏拉圖的主張在形式上的相同之處。但是如果我們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兩種政治理想由于在出發點以及基本觀念和價值上的分歧,實際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哲學和社會經濟背景,所以,專家治國論在中國的出現并不是賢人政治的變種,或者說賢人政治并不會引申出專家治國論的結論來,這一點是由賢人政治的本質所決定的。
（二）
賢人政治作為一種政治理想無疑是對貴族政治的一種否定,這種否定的動因來源于氏族貴族社會結構的分化而產生的國民階級在政治上參政的要求,他們希望能夠依據賢能條件來取得財產所有權和政治地位。賢人政治比之于“親貴合一”的貴族政治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和可選擇性。但是由于受到了“維新”道路的制約,[5]賢人政治本身就是新政治與舊道德妥協的產物,在這里的“賢人”是指道德君子,并非是柏拉圖所景仰的聰睿智者,這一點是我們理解和區分賢人政治與專家治國論的歷史著眼點。
由于深受“賢人作風”的影響,[6]為賢人政治確立了基本原則的早期思想家們只能在治道與倫理的范圍內闡述他們的思想?？鬃又v“選賢與能”（《禮運·大同》）,他強調的是“賢”；墨子主張“尚賢使能”（《尚賢》）,重在才能。但由于他們在人類觀點上的極大差別,使他們在對待賢能的態度上產生了“等貴賤”與“兼愛”的巨大差異,而孔子的改良主義和德治主義更容易被后人所接受?？鬃右暤赖屡c政治為一個東西,實際上是以道德等同于才能了,或者他認為道德完善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能力和作用,這一點是孔子為賢人政治所奠定的基本要求。同時,孔子認為孝道為一切道德之本,這既把個人、家庭和國家的家族倫理維系在一起,又使得個人把自我實現的追求并不放在專門技術或“事功”上,而專注于自己的內心世界和道德訓練與完善?？鬃铀珜Р嵺`的“學而優則仕”的原則和他所掌握的政治上的“靈活性”為后世俗儒樹立了為學干祿的榜樣。所以,賢人政治在“學”與“祿”之間也達到協調。
賢人政治由戰國時代的實用主義的政治原則轉而成為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是在秦漢時代實現的。在這里,賢人政治取得了一種外在形式,即封建專制官僚體制的建立。秦雖短祚,但是它為后世留下了一個新的制度?？たh制與中央集權政治統治的確立,使得社會上出現了大批職業官僚,他們執掌“兵刑錢谷”。另外,漢武帝與董仲舒的合作,為這個階層決定了性格和行為準則。董仲舒利用了儒學中“天道觀念”、“大一統觀念”和“綱常名教”的傳統精神為統治者做了神話式的解說,[7]同時也賦予了官僚階層以特殊的身份和使命。在這里“賢人”實際上就是儒士,他們由經師、教育家和政治說教者一躍而成為封建統治者的官僚政客。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賢人政治的開放性日趨喪失,而且在六朝時期還出現了官僚貴族化的趨勢,這實際上是對賢人政治的反動。
隋唐以后建立的科舉制度確立了“士”的“等級團體”作為官員的基本來源,這起碼在形式上保證了賢人政治的貫徹執行。但科舉制度上的開放性卻被其內容上的單一性和經義化所窒息,八股化就已經否定了賢人政治的基本精神。宋代以后,賢人政治中的道德主義被不斷夸大和強化,重道德而輕才能的傾向日趨嚴重。官僚們“精神上支柱為道德,管理方法則靠文犢”。[8]這種歷史延續的結果便是1840年以后的一系列失敗和屈辱。
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中國的思想家們已經看到用以維系封建王朝的科舉制度和官吏制度并不能適應這個變動的時代,甚至李鴻章等人也主張調整教育制度和文官錄用制度，[9]這一切都是對傳統神圣不可侵犯性質的沖擊,同時,賢人政治的初步瓦解在理論上也來自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政治二元化的主張。這一主張雖然同樣是遵循著“維新”的古老傳統,但是“用”的價值的不斷強化和擴大無疑會打破賢人政治的道德至上與一統,這一點恐怕是“體用二元論”的主張者所始料未及的?！绑w用二元論”是中國統治者和那些固守傳統政體不放的士大夫階層在“西學”沖擊下所作的抗爭與不得已的變通,這種變通本身就意味著傳統式微了。當“西學”在中國并不僅僅表現為工具的價值的時候,西方社會思想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開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將柏拉圖的政治理想以現代形式在中國紛亂的政局中提出來并付諸實踐。
（三）
賢人政治與專家治國論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注重專業精神,前者講求對經典的體認和個人道德修養的表率意義,把政治問題道德化；后者則強調個人的智慧才能和科學素養,把政治問題技術化。據此我們可以說,胡適、丁文江等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無疑是深受西方民主政治影響并且試圖以自己在事業和職業上的成功去參與或影響社會現實政治的一代人。他們所接受的西方人文主義教育和嚴格的科學訓練的素養,使他們既不同于新官僚,也與共產主義者相異趣。他們不相信傳統再造的奇跡,而同時又對中國民眾的素質深表懷疑。所以,在1922年胡適等人所倡導的“好政府主義”的簡短實踐可以理解為他們在中國鼓吹專家治國論的最初嘗試。
1922年的中國北方政府基本上是由軍閥來操縱的,但在他們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往往是由新、舊官僚結合而成的各式政客團體。這使得中國政局變得極為復雜,而政府的施政能力尤其令人沮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北平知識界的領袖們以不依傍任何勢力和黨派的形象向社會發出了一個政治改革的宣言。這個由中國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提出的具有改良主義性質的政治主張,不僅僅是特定政治環境下的產物,同時也代表了一種歷史意識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即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所負有的神圣的使命感。[10]這很容易使人理解為是在利用賢人政治的傳統。
在這次由北平學界精英所倡導的暫短的政治改革運動中,他們有限的目標是要達到建設一個“好政府”,用胡適的話來說就是要一個“憲政的”、“公開的”和“有計劃”的政府。[11]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無非是想通過改良政府來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解決社會的政治危機。強調效率和計劃性的重要意義,這實際上是把改革的重心放在“行政”方面了。從這個意義上理解,胡適、丁文江等人既把當時的政治危機理解為“行政”能力危機,又把造成這一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從政者的“能力”和“人格”方面了。在這個思路中無疑暗含著兩種傳統的并用,既通過賢人政治的道德性要求來選擇“好人”,又通過專家治國論的對于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要求來構成一個“好政府”。盡管圍繞在這個改革運動周圍的人士在“主義”和信仰上不盡相同,如有共產主義者李大釗、儒學傳人梁漱溟等人,但他們當時也都認為這個改革值得一試。不過通過歷史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這次政治改革實際的指導思想與綱領是由胡適、丁文江等人提供并占主導地位的。
在1919年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討論中,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同時他又特別強調將抽象的政治或“主義”具體“問題”化,[12]這實際上反映了專家治國論中把政治問題技術化的基本精神,這一思想胡適在1922年便以“好政府主義”的形式提出來了。他把“好政府主義的基本觀念”定義為“一種政治的工具主義（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13]這種“工具主義”可以理解為胡適鼓吹專家治國論的思想基礎。從這里出發,胡適始終關注具體“問題”的解決,但在“好政府”的主張和實踐過程中,專家治國論的思想并不是以十分直接的形式提出來,或者說由于對現實政治保持直接的批判性,胡適將“專家”與“好人”并提了,所以他特別抨擊“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向政治上去努力,并認為這是使中國政治敗壞的原因所在。
在這場改革運動中,丁文江所起的作用更帶有傳統的色彩。丁文江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14]同時積極主張知識分子應該毫不猶豫地參與政治,但他所主張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15]做為一個推崇科學方法而又頗有成就的地質科學家,他十分強調一個人的職業能力和責任,在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徹底的專家治國論者。但是他又把改良政治看作“少數人的責任”,把政治生活視為個人生活合乎邏輯的外推,并且把生活道德的完滿程度與政治道德的高低作等量齊觀,這一點又與中國賢人政治的“治平原則”和使命感相契合,這又使他的政治行為具有了儒士風范。在“好人政府”時期的丁文江的身上實際上體現出了專家治國論與賢人政治兩種傳統的并存,而且賢人政治的傳統更外在一些。
“好政府主義”的嘗試失敗以后,胡適、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并未放棄他們的政治理想,相反,1923年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卻為他們在理論上和更廣泛的社會領域內宣揚專家治國論提供了機會和理論準備。從另一個意義上看,從“五四”以來所呼喚的“科學”與“民主”的社會理想在這場論戰中亦被加強了。盡管以胡適和丁文江為首的“科學派”帶有理論上的偏頗,但是在“論戰后的九十年中,唯科學主義增強了而不是減弱了?！盵16]“科學派”的“勝利”對于唯科學主義的流行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胡適、丁文江對于科學方法論的推崇,更加強了他們以科學來改造中國社會的決心和信心。我們不妨可以說這場論戰實際上為胡適、羅隆基等人以“人權派”面目出現鼓吹“專家政治”作了合乎邏輯與歷史發展的鋪墊。
（四）
1927年以后,國民黨政權逐步開始向統一局面發展,這為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外在條件,也是專家治國論所必需的社會環境?！皣窠洕ㄔO運動”的提出使專家治國論的推行成為可能,同時,一批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新官僚的成長與壯大,使專家治國論的主張成為使政府不能忽視的政治理論。但是蔣介石政權的舊官僚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所以當1929年胡適等人明確提出“專家政治”、并且以“憲政”和“人權”做為實現這一政治主張的基本要求時,他們與蔣介石政權的“訓政”發生了強烈沖突。
以“憲政”為“人權”的制度上的保障,這個目標并不能必然導致實行專家政治,這一點胡適、羅隆基等人并未意識到。就胡適而論,他堅持了他在民主自由等向題上的一貫立場,提倡保障人權,并以此來反對“訓政”。同時他也堅持了他的“政治工具主義的基本觀念”,明確提出了“專家政治”的理想,借以抨擊國民黨的“武人政治”。他特別批評了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論,認為“政治家雖然重在實行,但一個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應該服從專家的指示”。[17]他把治理國家看作是“一件最復雜最繁難又最為重要的技術”,所以“以一班沒現代學術訓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大國家”是絕對辦不好的,應該“充分請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以實現“專家政治”。羅隆基在《專家政治》一文中說“二十世紀的政治,是專家政治”,即使是“訓政”也要請“政治上的專家”擔任“政治上的教師?！盵18]
在“人權派”的主張里有一個矛盾。他們以“人權”和“民治”的原理去反對“黨治”,又意圖以“專家政治”來改良政府的施政能力,但是當他們提出造成中國貧窮落后的原因在于“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的“五個大仇敵”[19]作祟時,他們運用了專家治國論的基本思想,即將政治危機化解為具體的問題,這也就意味著解決這些向題并不一定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而在于實行“專家政治”了。當然“專家政治”與民主“憲政”并無本質上的必然聯系,但是就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從政而論,當社會環境處于非常特殊的狀態的時候,放棄民主的政治追求也并不妨礙他們把實現專家治國做為自身政治實踐的理由和目標?？箲鹎昂蟮暮m與丁文江以及圍繞在《獨立評論》周圍的知識分子基本上走了這樣的道路。
由于戰爭的來臨,“人權派”向國民黨政府做出了讓步的表示,這時的胡適等主張民主政治的知識分子更多的是以行動來推行其“專家政治”的理想。就胡適而論,他與政府最高權力中心的接近,一方面表示他對這個政權的認同,另外,他的行為已儼然是一個不為官的“專家”了,他“為國家做一個掙臣,為政府做一個診友”的表白完全表達了他與政府合作的愿望, [20]實際上這也就等于承認了蔣介石“訓政”的現實。這也就不難理解他在“民權保障同盟”中所采取的為了維護政府的法律而不惜與這個同盟決裂的立場了。胡適政治立場上的變化并不意味著他放棄了民主理想與價值觀念,除了有抗日戰爭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使然之外,與他的專家治國論的思想影響也有很大關系。
同樣主張專家治國論的丁文江,這時他“仍然談論受過教育的人,而他卻不再提‘好人’了。他們的責任現在成了介紹現有的技術體系和行政管理體系,不再去激發國家的道德復興了?！盵21]他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拉開了一定的距離,但是他仍然認為統治者和官僚是任何一種制度的樞紐,“到了三十年代,他卻賦予這些形式以新的意義，優秀分子變成了技術官僚,而統治者成了智囊的頭目?！彼啥甏兄鲝埦⒄魏凸ぞ咧髁x者,轉變到1933年以后在中國鼓吹開明專政。在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職位上,他試圖達到這樣的宏偉計劃：“動員學術界知識分子為國家的專家政治的目標服務?！彼磳嵭泻凸拇得裰髡?他認為這在中國還根本談不到。[22]作為一個民生主義者他曾與胡適等人就“民主與獨裁”的問題進行過激烈的爭論。作為主張獨裁而又信奉專家政治的知識分子,他們把國家目標視為最高的追求,所以要“擁護中央”,擁護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即使他有錯也要擁護。蔣廷黻認為“政府的缺點大部分不是因為人的向題,是因為事的問題”,[23]所以,只要有了政府,哪怕專制的政府,作為相信“知識、組織、計劃”的現代人也是可以成就建設大業的。他們把發展國家經濟和促進社會整體上的進步,看作是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
很難說專家治國論全部被蔣介石所理解和接受了,但是他對學者專家們的意見還是注意的,抗戰時期尤其如此,并且邀集了一大批學者和科學技術專家到政府中任職。蔣介石一方面壓制民主勢力,另一方面卻又大量啟用各類專家。胡適、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何廉等人都是由蔣介石的座上客而成為政府要員的,他們對抗戰的勝利無疑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在臺灣,蔣介石在不違背蔣家王朝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仍然注意專家的能力和作用,可以說專家治國在臺灣的經濟起飛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
要講清專家治國論在共和國成立以后的命運似乎存在著很多困難。但是如果認為在意識形態全能政治的條件下專家治國論毫無生存余地也是缺乏根據的。在某種程度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政治上的統一性要求為專家治國論提供了更為適宜的條件。但是由于毛澤東思想的特殊影響,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沒有發生過是專家治國還是政治家治國一類的爭論。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所面臨的困難和曲折在解決途徑上的選擇,更多的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和權威的條件下圍繞依靠群眾還是依靠專家而展開的。???
1949年以后,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的清明一掃舊中國的陰郁氣象,使中國人民對前途充滿了新的希望。海內外的科學技術專家們也無不想以自己的專業訓練為新中國的恢復和建設服務。為了清除知識分子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中國共產黨在1951年秋發動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這一運動中科學救國論、專家治國等思潮皆因其在政治上所表現出的妥協的非革命的改良主義而受到批判，更為重要的是學術獨立、為科學而科學這些在中國并未成熟的科學之源也因為與理論聯系實際、科學為人民服務這類新道德規范相背而受到批判。這種批判無疑使人對專家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的合法性產生了懷疑。
但是,專家的地位在后來的幾年中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隨著全面向蘇聯學習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雖然專家治國論在美國、法國和日本引起的爭議最多,但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踐卻為這一理論提供了更豐富的實際經驗。社會主義事業的開創者列寧就曾被認為具有專家治國論的傾向。[24]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的思想本身就為專家治國論者提供了可乘之機。正因為如此,盡管有中國化的意識形態限制,社會主義思想本身和學習蘇聯的政策這兩項因素的存在,不但使大批專家在國家機構中占據了重要位置,還使得專家治國論有所抬頭?！半p百”方針的提出無疑促進了這一趨勢。在“鳴放”過程中,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提出了“內行與外行”之間的關系問題,而章伯鈞則直言不諱地提出了“政治設計院”的主張，“現在工業方面有設計院,可是政治上沒有設計院?！盵25]反右運動中對章伯鈞的批判主要在于他的發言中所表露出來的專家治國論傾向。有趣的是在鳴放過程中又一次提出當年“人權派”的“黨天下”的口號,這表明他們依然堅持他當年在“人權運動”中主張“專家政治”的立場。
用沖突學派的觀點來看,反右運動實際上是知識分子與官僚的較量的失敗,游離于政府官僚體系之外的各類專家和知識分子,受到了沖擊和清洗。應該注意的是在這場運動中,絕大部分技術官僚并未受到沖擊,也沒有觸及受蘇聯影響較大的資深官員中的專家治國論傾向。
在解放以后的許多年里,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意識形態領袖毛澤東與國家機器的行政領導者之間,始終存在著依靠群眾還是依靠科技專家這兩種思路的分歧。反右運動并沒有解決這一問題,依靠專家的路線也未被清算。而且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正是在1957年知識分子黨員人數第一次超過了工人黨員人數。[26]技術官僚和政府機構的官僚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目標的實現無疑是積極的力量,但是對于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業已形成的意識形態全能主義肯定是一種腐蝕。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反右以后馬上在全國展開的“紅與?！标P系的辯論主要是針對上述隱患發起的?？梢哉f“紅與?！钡霓q論是反右運動的遺產。辯論的結果在表面上自然應該是“又紅又?！?而實際上所包含的意義無疑是對依靠專家路線的進一步否定。隨著對蘇聯依賴的擺脫,毛澤東也試圖擺脫對專家路線的依賴?！坝旨t又?！敝饕侵溉罕娊涍^學習后掌握初步的專業知識,而真正的專家則只配被當作“白旗”拔掉。在毛澤東看來,專家的專業訓練是“無知”的表現,真正的智慧來自受教育并不多的群眾,即所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三個臭皮匠,頂上一個諸葛亮”。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群眾科學”、“群眾技術革命”作為一個運動在全國展開了。在1964年2月13日的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說“知識分子專政反而不行,國家就管不好了,是害人的事?！?/p>
文化大革命運動使毛澤東反專家路線的實踐以悲劇形式達到了頂峰。不但劉少奇的專家路線被徹底清算,專家治國論也作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基礎而受到了舉國上下的“大批判”。從此以后,在五十年代進入政府的專家和學院里的知識分子不僅作為專家的合法性不復存在,就連作為公民的合法權利也不復存在了。
在上一個十年里,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出臺都促進了新傳統的更新；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等理論的提出無疑為現代化事業中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和創造力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提供了動力上的保證。同時,干部的年輕化、知識化,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等項政策的提出,也都進一步調整了中國的政治走向。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專家治國論有所抬頭是一種必然傾向。如果說專家治國論傾向體現在政策的導向之中的話,精英政治和新權威主義則是以一種政治宣言的形式體現出來的。
在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現代化方向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之下,專家治國論傾向有何利弊和影響,這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但是專家治國論與四項基本原則和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關系卻是一個值得注意和認真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及注釋
[1] 《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商務印書館,北京,1982年,第118頁。
[2] 圣西門最早是在1803年《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中提出專家治國論的思想的,他主張應該由科學家代替牧師的社會地位。
[3] 轉引自〔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商務印書館,1986年,北京,第386頁。
[4]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第540頁。
[5] 《尚書·盤庚》中有“人推求舊,器非求舊,推新?！边@一思想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非常深遠。
[6]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北京,第131頁。
[7]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70頁。
[8] 〔美〕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中華書局,北京,1982年,第51頁。
[9] 《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北京,第536—543頁。
[10] 劉志光、王素莉“好人政府”：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與行為?！蹲呦蛭磥怼冯s志,1988年第4期,第34頁。
[11] 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1922年第2期。
[12]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作品集》（4）,遠流出版事業雄份有限公司,臺北,1986年,第113頁。
[13] 《胡適的日記》（上）,中華書局,北京,1985年,第173頁。
[14] 胡適“丁文江這個人”,《丁文江這個人》,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68年,第2頁。
[15] 同[14],第109頁。
[16] 〔美〕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5頁。
[17] 胡適：“知難,行亦不易”,《新月》，1929年10月第4期。
[18] 《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資料選輯》（上）,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3年,第798頁。
[19] 胡適：“我們走那條路？”1933年2月20日《字林西報》。
[20]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第208頁。???
[21] 〔美〕夏綠蒂·弗思：《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長沙, 1987年,第179頁。
[22] 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獨立評論》第133號,1934年12月。
[23] 蔣廷黻“知識階級與政治”,《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
[24]〔美〕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9年,第154頁。
[25] 北京大學經濟系編印,《校內外右派言論集》,1958年8月,第60頁。
[26] 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第169頁。
（王德祿、劉志光，本文發表于《自然辯證法通訊》，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