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一般是指通過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所催生出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同時也包括由此帶動的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是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新引擎。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世界正在進入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新經濟發展時期”，新經濟的概念在國內開始受到廣泛關注。2016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新經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我國新經濟的發展歷程，是在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的不斷拓寬和加深的同時，抓住了創業這一核心要素，從中關村學習硅谷到在全國布局高新區，再到全國層面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使新經濟從星星之火延伸到局部區域，再擴大輻射到全國范圍，使新產業不斷豐富發展乃至集聚成群，新區域不斷崛起乃至出現不止一處的創新高地，造就了新經濟的繁榮景象。

當前，我們尤其要重視總結中國的新經濟發展經驗，為中國成為全球新經濟引領者探索新路。

一、中國新經濟的發展脈絡 

（一）20世紀50年代“12年科技規劃”和歸國科學家為發展新經濟奠定了基礎

回顧中國新經濟的發展，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就注意到了科技的重要性，不管在科技發展戰略制定上，還是在人才引進方面，都做了不少基礎性工作。沒有這些科技基礎工作，就很難有新中國的現代化發展。

首先是中央政府制定的“12年科技規劃”。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系統引導科學研究為國家建設服務，中央政府開始著手制定新中國第一個科技規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這一規劃確定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和今后12年科技發展的主要目標?！?2年科技規劃”及系列文件從13個方面提出了57項重大科學技術任務、616個中心問題，并綜合提出原子能和平利用、無線電電子學中的新技術等12個重點任務，還特別提出1956年的四項緊急措施，即發展計算機、半導體、電子學、自動化，并對數學、力學、天文學、物理學等８個基礎學科作出系統規劃。與之相應，新中國成立后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也包含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1956年的四項緊急措施所涉及的產業領域與后來中國新經濟起步的領域直接相關。在“12年科技規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1950年代陸續回國的留美（包括部分其他國家）科學家群體發揮了重要作用。華羅庚、錢偉長、羅沛霖等歸國科學家直接參與了計算機、半導體、電子學、自動化等學科的研究和建設。同時，中國科學院在1956年至1960年間，先后成立了自動化所、計算機所、電子學所、半導體所；北大成立了計算技術系，許多歸國科學家充實到這些機構成為骨干。在這里，集聚、培養了我國第一批計算機人才，計算機領域成為我國新經濟的發端。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12年科技規劃”和歸國科學家們使新中國的科學研究發揮出巨大的社會功能，在學科布局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為后來中國新經濟的起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20世紀80年代新技術革命大討論中開啟了中關村學習硅谷之路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將全黨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國策。當發展停滯十年的中國再次睜開眼睛看世界時，看到的不僅有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欣欣向榮的市場經濟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還看到了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新技術革命浪潮和發端于硅谷的新經濟創業潮。

1983年10月9日，中央領導同志召開國務院會議，明確提出：一個世界性的新技術產業革命已經到來，對于中國既是挑戰，又是機遇。此后，中央多次召開會議，組織各界人士討論新技術革命對中國的影響并研究對策。最終，成立專門領導小組，著重研究發展高技術產業。

民間的探索也在進行。1978-1981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陳春先三次訪問美國，受美國“硅谷現象”的啟發，于1980年10月在中關村成立“先進技術服務部”。與此同時，1983至1984年間，由中關村科技人員下海創辦的民營科技企業“兩通兩?！钡裙娟懤m成立，形成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發展態勢。

1985年中央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在全國選擇若干智力資源密集的地區，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興產業開發區。1988年5月10日，國務院批準北京市成立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這個試驗區就是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前身，從此拉開了我國建設國家高新區的序幕，也開啟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的征程。中央政府與下海創業的科技人員共同推進中關村科技園區發展的歷史價值，恰恰在于其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的新經濟發展之路。這條道路，不是學習發達國家傳統的市場經濟發展之路，不是簡單地依靠要素投入與效率提升所驅動的大工業經濟發展之路。這條道路，是學習硅谷通過創業實現高技術的市場化運用及其價值實現，即通過創業實現創新、通過創業創新驅動的新經濟發展之路。1988年中關村園區創建之初，100多家科技企業的銷售收入僅有14億元人民幣，從業人員不到1萬人，而到了2018年，這里集聚了2.2萬多家高新技術企業，總收入超過5.8萬億元，其中技術收入超過萬億元，從業人員超過222萬人。中關村已經成為中國新興產業策源地和新經濟發展的領頭羊。

（三）20世紀90年代全國高新區建設中互聯網產業大發展

中關村科技園的成功促使中央政府在全國布局建設高新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高新區）。1991年3月和1992年11月，國務院分兩批一共批準設立51家國家高新區，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蓬勃發展。截至2018年，全國共建國家級高新區168家，高新區已成為中國創新創業集聚的高地，成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主要承載區。

與此同時，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出現了全國人才到深圳特區創業的熱潮。原來毫無科技資源的深圳，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大規模引入全國知名高校和科研機構，清華大學深圳研究院、中科院先進技術研究院等陸續落戶深圳。深圳從“三來一補”向高端制造業轉型過程中，走出了一條通過創業實現科技成果轉化應用，依靠創業創新驅動產業發展的新經濟之路。

中國非常幸運地趕上了互聯網這一偉大的科技潮流。1995年5月17 日，中國電信管理機構原郵電部宣布向國內公眾開放計算機互聯網接入服務。從這一天起，中國的互聯網跨過非開放的學術網絡時期，正式進入開放的社會化網絡時代。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一批又一批留學生從硅谷歸來，他們帶著先進的發展理念、先進的互聯網技術和發達的科技人脈及風險資本，在中國掀起了互聯網創業的熱潮。

1998年，網易和新浪網站上線；1999年，搜狐推出新聞及內容頻道，這三家公司開啟了中國互聯網門戶時代。而在此后的近20年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簡稱BAT）分別沿著搜索引擎、電商和社交網絡的主線，憑借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快速發展壯大，成長為世界級的互聯網企業。在它們的帶動下，隨著互聯網經濟形態的快速更迭，近年來中國又涌現出滴滴、小米、美團、科大訊飛等一批互聯網及人工智能企業，并成為中國新經濟的組成部分。互聯網不僅僅是一種新技術，它同時改變著中國人生活和商務活動的方式和模式。到2008年6月底，我國網民數量達到了2.53億，首次大幅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同時躍居世界第一的還有我國寬帶網民數和國家域名注冊量。截至2018年底，我國網民數量已達8.29億。中國互聯網的大發展，使得中國新經濟發展的步伐開始與美國并列。

（四）中國“入世”和區域創新高地崛起

2001年11月10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從此中國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更多融入到全球化這一進程中。中國從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國躍居到2009年的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中國整體的經濟規模，先后超過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伴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崛起，科學技術和新興產業對自主創新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2006年1月份，黨中央、國務院召開了新世紀第一次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提出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的道路，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在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指引下，中國高新區發展進入到數量和空間范圍的快速擴張階段。如中關村科技園，由100平方公里擴展到2006年的232平方公里，進而又擴展到488平方公里；武漢東湖高新區由80平方公里擴展到518.06平方公里。截至2018年，全國168家國家級高新區管理面積約2.4萬平方公里，已開發面積約0.8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0.1%，卻產出了10.81萬億元GDP，占全國GDP的12%。

各省市特別是擁有發達高新區的地方政府，借助高新區內相對完善的創新創業環境和發展新興科技產業的經驗，快速復制、輻射帶動周邊地區，加速形成地區性創新創業高地，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新興產業集群，如中關村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集群、深圳的通訊設備產業集群、武漢東湖的光電產業集群、杭州的電商產業集群等。今天，區域性創新創業高地和特色產業集群已成為當下我國新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五）“互聯網+”和“雙創”激發新經濟爆發式成長

2010年以后，全球開始進入社交化時代、大數據時代、智能時代。中國新經濟進一步發展，在全球科技創新領域，中國的角色逐漸從跟跑向并跑、領跑轉換。

2010年9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將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產業發展的主旋律?！盎ヂ摼W+制造”、“互聯網+服務”等新經濟商業模式不斷涌現。騰訊、阿里巴巴、小米等互聯網企業紛紛提出了自己的“互聯網+”主張并采取行動。同時，“互聯網+”是一個戰略選擇，它不僅僅蘊含著產業原創，也昭示了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彎道超車”的可能。相比而言，一些發達國家在新經濟環境下無法扔掉工業時代傳統優勢和思維，而中國則迎來了大好時機。

創業式創新的新經濟發展道路，在歷經30余年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實踐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首肯。2014年9月，李克強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提出，要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形成“萬眾創新”、“人人創新”的新態勢。2015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改變世界的創業者、天使投資、全球鏈接、創新創業生態，成為這一輪創業的熱詞。

鼓勵創業、鼓勵創新，使中國多個領域突飛猛進，在全球競爭中呈現積極向上的態勢。中國在共享經濟、平臺經濟、智能經濟等新的經濟業態中都出現了世界級的新經濟企業。在共享經濟領域，有滴滴出行、人人貸、豬八戒網、知乎等知名企業；在平臺經濟領域，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網易等仍在發揮中堅力量的作用，螞蟻金服、小米科技、陸金所等新的獨角獸企業也不斷涌現。2016年以來，人工智能技術呈現加速賦能各種行業的趨勢，我國的商湯科技、曠視科技、寒武紀、科大訊飛、云知聲、云從科技、地平線機器人等人工智能公司也在國際上嶄露頭角。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企業成長出現了“創業企業—瞪羚企業—獨角獸企業—龍企業”的“非線性成長”路線圖。新經濟的典型代表、爆發式成長的獨角獸企業在中國更多地涌現。據長城戰略咨詢發布的2018年獨角獸報告，中國獨角獸數量已有202家，位居世界前列。這預示著我國新經濟發展之路已從點到面全面展開，且開始位居全球領先的地位。

2019年6月6日，中國工信部正式向三大運營商和廣電頒發5G商用牌照，我國成為自韓國、美國、瑞士、英國之后，全球第五個開通5G服務的國家。華為等企業在5G設備制造和應用等領域已經居于世界前列。這也顯示了我國在全球科技創新領域，已經處于局部領跑地位。

二、發展新經濟的中國經驗 

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新經濟發展成就，我們可以發現一條清晰的軌跡，即中國發展新經濟的成功，是在學習美國硅谷模式上的消化、吸收和超越。20世紀50年代的科技政策和歸國科學家的貢獻奠定了科學技術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改革開放則迎來了新經濟發展的重大契機。從陳春先到中關村，從中關村到全國高新區，再從區域創新創業高地到全國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國抓住了通過創業來擴散新技術并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這一核心要素，創造了中國新經濟起飛的成果。

（一）中國新經濟找到了“創業”這一活力之源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認為，經濟在于活力，而不是在于研發。在我們看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獲得的巨大成功主要來自于改革、開放、新技術革命、活力經濟四大因素。而活力經濟在中國的體現就是創業。在科技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上，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世界性難題”，只有通過創業之路才容易解決。例如由于技術轉移項目的強個性化特征所造成的信息不對稱，無法避免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交易談判困境、利益分配困境、技術定價困境等，都可以通過科技人員創業，從而使矛盾內化于創業過程之中逐步解決。大量實踐證明，創業是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最佳途徑，這是硅谷新經濟發展之精髓，中國新經濟發展之經驗，其訣竅也在于從起點就學習了硅谷，而不是傳統的大工業市場經濟之路。

如果說歐洲、日本走的是一條從研發到創新再到經濟增長的路線，中國則更多是通過創業實現創新驅動經濟增長，走出了一條“創業式創新”的道路。

（二）開放的人脈鏈接是發展新經濟的關鍵之舉

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開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連通，而聯通的核心要素是人。只有通過人脈的鏈接，先進的發展理念、發展模式以及新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物質要素才能順暢鏈接。

進一步說，新經濟發展道路不是教科書式的道路，也不是僅僅靠自上而下地頒布制度規章就能順利發展的。正確的道路要靠采用正確的方法來實現，而正確的方法是掌握在會使用該方法的明白人手中。通過人脈鏈接向明白人學習，在正確的制度安排下，來自企業和各種中介組織的人才激勵、產權改革、資本助推等新生事物就會層出不窮，比如企業期權、風險投資、多層次資本市場，以及系列創業者的出現等。中關村之所以能成功學習硅谷的經驗，其關鍵一環，就是多層次、高密度、分布式的人脈鏈接。

（三）國家高新區營造了中國新經濟發展的區域創新生態

中國的實踐表明，新經濟發展的生態環境很難一刀切式地自上而下集中式構建，它只有通過局部優化的方式逐漸成長、完善。在這方面，國家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重視并推進的高新區建設成了絕佳的案例。

自在全國布局發展高新區以來，各地高新區管理機構就以服務于科技創業、服務于科技企業、服務于科技企業家為己任，根據企業家發展的需求完善軟硬環境。從建立創業孵化器到提供空間載體和各種專業化服務，再到各種制度創新以及專項法規和政策的制定頒布，持續了20多年的服務創新逐漸演進為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

今日中國的高新區已成為中國科技資源高度集聚的創新高地、創業高地和改革的試驗田，培育了以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為代表的新經濟，涌現了大量瞪羚、獨角獸企業。發展高新區成了中國發展新經濟的獨特而有效的路徑。這條路徑也受到了東南亞等國家的關注，正在學習和仿效。

（四）持續改革使新經濟呈現爆發式成長

新經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需要持續深化的改革。改革開放之地，才會成為新經濟發展的高地。全國范圍的新經濟發展，需要全國層面的深化改革。

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最大的成果是人的解放，人們的思想、創造力和經濟活力被充分激發出來。制度創新在不斷優化和改善新經濟成長所需的軟環境。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有“勸學”、“勸農”，現在到了新經濟時代，“勸創業”成為中國政治新的一“勸”。同時這種“勸”還伴隨著具體改革措施，如商事制度改革、吸引與培養人才計劃、鼓勵跨區域創業、建設眾創空間、發展天使投資、營造創新創業氛圍等。這種持續深化的改革，將會促進全國新經濟發展由點到面全面加速。李克強總理則數次到中關村創業大街、深圳創客空間等地直接接觸創業者，乃至直接倡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都可以看作是新經濟時代的“勸創業”的舉動。

三、展望未來：中國新經濟能否引領全球 

當下，新一輪科技革命已經發展到了新階段，而國際政經格局，也出現了新的變數。中國的發展面臨著更多選擇和挑戰。未來，中國是否可以起到全球引領的作用，需要我們去爭取并抓住機會。我們認為，未來，中國應在四個方面著力，才有可能確立我們在新經濟的領跑位勢。

（一）建立全球領先的新經濟制度

未來15年，中國將面臨從工業經濟向新經濟的全面過渡。由于新經濟在要素資源、組織模式和過程機制等方面有別于傳統大工業經濟的全新特征，必然要求新的體制機制設計。中國要繼續拉長現階段形成的新經濟優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設計適應和促進新經濟發展的制度供給，從而在戰略高度建立起制度性優勢。我們要有意識地打造新經濟產業、選擇新經濟賽道，用資本+服務等新要素賦能新經濟，并創新治理方式，采取產業共治、包容監管、政策創新等手段，建立良好的制度供給機制與環境。

（二）創建改變世界的新場景

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快速發展，催生了具有科技感和創造性的新場景，場景創新已經成為新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改變世界的場景，比如移動支付、共享出行、智能安防、新媒體、在線直播等。今后，我們不僅要繼續不斷創造新的場景，還要把中國已經出現的場景創新推向世界。

（三）發現并培育瞪羚企業、獨角獸企業和頭部企業

獨角獸企業多具有跨界屬性，即打破產業邊界、重構商業模式，形成新的業態。我們應充分認識獨角獸、瞪羚企業在新興產業發展、區域創新中的引領性作用，加強獨角獸、瞪羚企業的挖掘和培育，通過創新創業生態的營造服務于瞪羚、獨角獸群體。我們不僅要研究、跟蹤獨角獸和瞪羚企業發展，還應構建開放包容的創新環境，支持場景創新，鏈接全球獨角獸生態圈，鼓勵和支持已有和新生的中國新經濟頭部企業走向世界。

（四）發展世界級的、原創的、跨界的產業集群

培育世界級產業集群是我國進入全球產業價值鏈中高端、全面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選擇。目前，在北京中關村、深圳、武漢東湖、杭州等地，已形成了若干具有原創能力的跨界的世界級產業集群，今后還應在上海、成都、西安、合肥等地重點培育生物醫藥產業集群、航天產業集群、AI產業集群等。

當前，中國的新經濟發展恰逢人工智能、5G、產業互聯網、區塊鏈等重大機遇，需要我們繼續鼓勵創業創新，在制度設計、生態營造、人才培育、硬科技創業和原創產業打造等方面再接再厲。中國憑借全球化的網絡、廣闊的市場、豐厚的大數據資源，在繼續探索新經濟發展的未來征程上，有望通過創新驅動和獨特優勢成為全球先行者和領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