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進入改革開放第二個“四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為科學評價各地高質量發展水平,長城智庫課題組在國內較早啟動城市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的研究工作,于2018年提出并發布了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核心的“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簡明指數”,獲得不錯的反響。今年,我們進一步優化了該指數的指標體系,對國內GDP規模前50城市進行了評估,現將研究成果公布,以饗讀者。
近年來,中央強調要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各界密切關注城市高質量發展,發布多個相關評價體系和研究報告。我們認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科學評價新時代的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明了方向。隨著國內城市積極探索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內涵、核心、路徑,城市發展的邏輯已發生根本轉變,即從改革開放第一個四十年的“五化協同”轉向第二個四十年的“五大發展理念”。長城智庫課題組基于“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簡明指數2019”,研究評價了2017年GDP排名前50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水平。
一、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轉變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歷程,城市作為重要的區域經濟體、戰略增長極,呼應時代際遇背景、響應改革開放號召,實現了自身發展方式、發展模式的迭代創新。很多城市的迅速崛起,是通過自下而上的探索與自上而下的布局,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下的“五化協同”全面發展模式——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這其中,最重要的發展模式是推動城市發展模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協同,最主要的組織動員機制是“大產業、大企業、大平臺、大項目”,從而了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產業發展模式,以及“出口拉動、劃地成園、招商引資、規模制造”的經濟發展模式。
伴隨城市功能日益突出,城市管理與社會事務增加,開發園區與行政區趨同,城市發展從單一城市走向都市圈與城市群,甚至還出現了全域創新城市,就出現了速度與質量、效率與效益、量級與能級之間的問題及矛盾?!拔寤瘏f同”的城市發展模式迎來新時代的新任務,逐步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新的戰略指引。以往的工業化、信息化,基本上體現為產業數字化,與“創新”相呼應;以往的城鎮化,加速向城建都市化方向發展,主要與“協調”相呼應;以往的市場化,也就是政府、企業、市場、社會的關系,逐步向治理現代化方向發展,與“共享”相呼應;以往的國際化,逐步走向發展國際化,與“開放”相呼應;再加上生態綠色化,體現“綠色”發展理念。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國家產生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著名論斷——“發展才是硬道理”,即通過發展來轉移矛盾、化解沖突、解決問題。時值今日,我們繼續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增長亦是硬任務”,是要讓城市以高質量發展帶動高速度增長,因為沒有足夠、充分的國民財富增加,就難以支撐經濟社會的發展。從城市發展規律來看,以往是城市發展模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協同,強調產城融合;但如今則是城市發展模式、產業發展模式、創新發展模式的協同,強調城市功能、產業功能、創新功能在空間上有機結合。
二、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
(一)體系構建
2018年12月,長城所發布《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數2018》報告時,國內同類的指標設計和研究報告還寥若晨星,隨后各類單位對高質量發展的評價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可見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議題的已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從政府層面來看,已有10多個省市政府結合本地特點提出了經濟/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指標評價體系,包括廣東、浙江、江蘇、湖北、湖南、河南、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寧波、成都、紹興等。從研究機構來看,如上海華夏經濟發展研究院聯合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于2019年1月發布的《長三角高質量發展指數報告》,通過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在內的五大類19個指標構建的評價體系,評估了長三角城市群26城的發展狀況。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于2019年12月發布了《首都高質量發展指數報告》,從經濟、環境和社會三個維度評價了北京和全國各地高質量發展水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戰略和規劃司與云河都市研究院于2019年12月發布了《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8》,指標體系運用“3×3×3”結構,總計178組指標,力圖揭示城市內部各子系統上下左右的關聯性及城市與外部各系統間的關聯性。21世紀經濟研究院于2019年12月推出“全國主要城市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包括綜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六大一級指標和30多項二級指標。
在分析借鑒同類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我們按照普適性、統一性、科學性、可測性的原則,著重考慮到創新動力、發展效率、區域差異性、居民幸福感等因素,設計形成了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簡明指數2019”。該指數以五大發展理念作為一級指標,在每個一級指標之下設計了四個代表性二級指標。其中,二級指標以相對指標為主、絕對指標為輔,從投入、產出與效率角度衡量創新發展,從居民富足與城鄉統籌角度衡量協調發展,從環境質量與能源消耗角度衡量綠色發展,從經濟開放與社會包容多元角度衡量開放發展,從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角度衡量共享發展。
表1:“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簡明指數2019”指標說明
(二)評價對象
本次研究以中國主要城市為評價對象,按照國家和地方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末GDP數據,選取排在前50名的城市進行評價。
(三)評價方法
本次評價為靜態評價,所用數據均為橫截面數據,采用了以下兩種數據處理方法:
無量綱法:由于各評價指標的量綱不同,需要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本文采取離差標準化法。其中,B1和B2為逆向指標,D1為區間指標,其余皆為正向指標,對區間指標的數值采取觀察其偏離閾值的離散程度來處理。
賦權方法:由于熵值能夠很好的判斷某個指標的離散程度,本文采取熵權法來計算各指標的權重(W)。
考慮到各指標重要性不同,結合主觀評價法對熵值法計算的權重予以修正。
表2:指標權重及指標類型
(四)數據來源
結合數據可得性,19個二級指標的基礎數據均采用為2017年統計數據,部分指標的數據經計算得出?;A數據來源以CEIC中國經濟數據庫、各地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為主,其他來源有:國家統計局和生態環境部編制的《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各地環保局發布的《環境質量公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編制的《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各地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居民健康狀況報告》等。
三、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簡明指數2019總體情況
(一)城市高質量發展領跑、快進與波動的三大梯隊
第一梯隊為北京(80.41分)、深圳(77.76分)、上海(71.29分)三個城市,綜合得分均高于80分,處在絕對領跑的位置。第二梯隊綜合得分在47-75分之間,有22個城市,其中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類型的均有11個,國家中心城市有6個。第三梯隊綜合得分低于47分,共25個城市,其中省會城市有7個。
圖1:城市高質量發展簡明指數2019的“三個梯隊”
對比2019年和2018年的綜合排名情況可見,第一梯隊陣容沒有變化,但北京名次上升兩位躍居榜首。
第二梯隊22個城市中,排名第4到第10位的7個城市變動不大,廈門上升1位躋身前十,南京與寧波名次均有所上升;排在第11到第25名的15個城市略有變動,共有9個城市排名上升,其中濟南上升17位、鄭州上升13位、長沙上升8位、西安和合肥均上升4位、成都上升3位、天津上升2位,武漢和佛山均上升1位,新晉城市嘉興初次上榜就名列第23位;另有4個城市排名同比下降,東莞下降11位,福州下降5位,大連下降2位,青島和常州均下降1位。
第三梯隊25個城市的名次波動較大,其中名次上升超過3位的有7個城市,沈陽、南昌均前進9位,長春、石家莊均前進6位,泰州前進5位,徐州、哈爾濱均前進4位;名次下跌超過3位的有4個城市,泉州名次下降13位,紹興、煙臺均下降9位,重慶下降6位。
圖2:2019城市高質量發展簡明指數綜合排名同比上升的27城
圖3:2019城市高質量發展簡明指數綜合排名同比下降的18城
(二)南北方城市差距拉大,東中西城市均衡性上升
從南北城市發展的角度分析,TOP1-10城市中,南方城市占90%;TOP1-20城市中,南方城市占70%。考慮到南方頭部城市數量多于北方,南方城市梯隊明顯,潛力城市也多于北方,整體上南方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水平優于北方。另外,近年來上升勢頭較猛的南方城市中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富庶地區如長三角和粵港澳地區的城市,還有成渝雙核、貴陽、南寧等新經濟發展比較迅速的西南地區城市。
從東中西城市發展的角度分析,在TOP50城市中,共有13個中西部城市,其中有10個城市同比排名上升,且西安、鄭州、成都三個城市在2019年榜單中均首次進入到前20強,整體顯示出東中西部城市發展的均衡性在加強。
圖4:分區間排名城市數量的南北差異
(三)區域一體化發展加速,城市群形成發展合力
隨著長三角城市群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地區城市在高質量發展的數量和質量上均表現突出。在綜合排名中,17座參評城市有7座入圍TOP20;在分項評估中,除了共享維度外,在其他四個維度得分優良(將高于50分或65分定為優良)的入圍數占比均超過30%,開放維度入圍數占比甚至超過50%,說明長三角地區仍是我國經濟發展最為活躍和城市發展質量最高的地區之一。
具體來看,上海龍頭作用明顯,蘇南都市圈成為區域經濟活力中心,杭州發力數字經濟且次區域中心作用漸強。同時,長三角周邊城市通過借勢借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案例層出不窮,如嘉興于2017年設立“浙江省全面接軌上海示范區”,全面承接上海資源溢出效應,首次參與高質量發展評評估綜合排名就位列第23位。
表3:長三角地區城市高質量發展實力
粵港澳地區參與本次評估的城市共有深圳、廣州、佛山、東莞4座,雖然數量少于長三角地區,但是整體發展質量較優。伴隨廣深雙核驅動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下的城市間互動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正引來新一輪高質量發展高潮。
表4:粵港澳地區城市高質量發展實力
(四)黑馬城市亮點紛呈、各具特色
在2019簡明指數排名中,部分城市在短短一年的時間里,各維度排名大幅躍升,成為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黑馬。這些黑馬城市各具特色、地域分布相對均衡,體現出我國區域發展亮點紛呈。如鄭州在共享、創新、協調三個維度的得分均大幅攀升;徐州和長沙在協調維度進步顯著;佛山在創新維度攀升明顯;紹興在開放維度表現突出。
圖5:代表性黑馬城市各維度排名同比
四、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簡明指數2019五大維度情況
(一)創新維度:北上深持續領跑,科教創新城市和產業創新城市形成兩大創新動力
從創新維度看,北京、深圳、上海、南京和蘇州的創新領先全國,得分位列前五;無錫、杭州、西安、廣州、武漢位列前十,其中除武漢外的排名均有所提升;鄭州、寧波、佛山、成都排名大幅上升10位以上,位列前二十。創新資源投入和創新成果轉化均呈現東中西協同發展的良性局面。
圖6:創新維度得分TOP20及同比位次變化
北深滬打造科技創新中心,是全國創新發展的領頭羊。從研發投入強度看,“北上深”三個一線城市顯著高于其他城市,是全國創新驅動的頭部城市。其中,北京R&D投入強度居所有城市首位,深圳位居第三,均高于4%。從創新產出看,北京、上海、深圳當年發明專利授權量均超過10000件,其中北京發明專利授權量高達4.6萬件,占專利授權量43.1%;從單位就業人口發明專利授權量來看,北京、深圳位居三甲。從規上工業利潤率看,北京、上海、深圳分別是9.77%、8.56%、8.12%,位列前五。2020年中國將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朝著這一目標,北京、上海發揮自身科技資源豐富的優勢,謀劃布局科創中心建設的關鍵主體、平臺和抓手,形成支撐科創中心建設的“四梁八柱”;深圳則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利用粵港澳地區雄厚的先進制造業集群,讓“深圳制造”邁向高端。
科教型城市源頭創新能力強,成為區域創新策源地。以南京、西安、武漢為代表的8個科教資源型城市,擁有中央級科研機構和高校數量分別占全國(不包括直轄市)的43.7%和54.7%,人才智力密集優勢明顯,源頭創新能力較強。從研發投入看,西安研發投入強度超過4%,僅次于北京。從創新產出看,發明專利和R&D經費支出的區域分布高度重合,8大科教資源型城市的發明專利授權量均超過5000件,當年發明專利授權量占專利授權量比重均超過25%,其中南京萬人發明專利授權量超過20件。
涌現一批產業技術創新城市,形成高效活力發展格局。以蘇州、寧波、無錫、佛山、東莞、常州等為代表的產業技術創新城市,科教資源相對薄弱但經濟體量大、民營經濟活躍、勞動效率高,依托完備的制造業基礎,一大批科技成果迅速得到轉化,帶動高新技術產業加速成長。無錫、蘇州、常州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和泉州、寧波、佛山的規上工業利潤率均在前十之列。這些城市的企業創新活躍,高新技術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和創新型企業成為科技投入、研究開發的主體,且大企業研發投入形成帶動性,深圳華為2017年研發創新投入達人民幣897億元,約占全年收入的14.9%;佛山僅美的集團2017年研發費用合計達到98億;東莞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從2012年的537家增至2017的4077家;寧波擁有的國家級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數全國第一,2018年全市233家單項冠軍培育庫企業R&D經費支出總額占全市規上工業企業的38.77%。
(二)協調維度:深圳一騎絕塵,十城緊隨其后
從協調維度看,深圳得分最高為78.34分,市域一體化發展較為成熟。北京、上海、蘇州、長沙、東莞、杭州、佛山、南京、徐州、無錫等10個城市得分介于60分和70分之間,其他城市城鄉二元形態依然突出。長沙、鄭州、北京、徐州、淄博排名同比上升幅度較大,其中北京、鄭州的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均進入前15強,北京僅為20.20%,富裕程度較高。
圖7:協調維度得分TOP20及同比位次變化
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富裕程度最高,基本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從城鎮化率來看,珠三角地區是我國城鎮化率最高的區域,深圳、廣州、佛山、東莞的城鎮化率均在86%以上,其中深圳實施全域城市化戰略;長三角地區17個城市的平均城鎮化率達70.71%,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2個百分點。從城鄉居民收入比來看,201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低于1.8的26個城市中,有18個城市位于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體現出兩大城市群的城鄉統籌發展水平較為均衡。同時,在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前10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前10的城市中,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分別占據了10席和9席,其中,上海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達62596元,嘉興農民人均純收入達31436元,分別位居榜首。
(三)綠色維度:濱海城市綠色發展水平領先,大城市環境治理顯成效
從綠色維度來看,廈門、臺州、福州、深圳得分均在80分以上;從遼東半島到北部灣,沿海城市的綠色發展水平遠遠領先,北京、上海、寧波等城市排名大幅上升;內陸地區只有南昌、昆明、煙臺、南寧、重慶5個城市進入20強,其余城市距離高質量綠色發展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圖8:綠色維度得分TOP20及同比位次變化
特大型城市綠色發展進步較為顯著,環境治理有成效。北京、上海排名均上升22位,顯示出特大型城市的環境治理狀況向良性態勢轉變。北京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為48.42%,排名第二。上海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為94%,排名第九。但是,北京、上海、廣州單位工業增加值廢水排放量均在倒數五位之列。
北方城市節能降耗效果顯著,但藍天保衛戰形勢嚴峻。在環保督察、節能監察的壓力下,部分城市節能降耗效果明顯,從單位工業增加值廢水排放量看,北方城市如北京和青島均低于2噸/萬元,排名相對領先。從空氣質量看,北方城市治霾壓力依然嚴峻,石家莊、洛陽、鄭州、濟南等12個北方城市的空氣質量優良率不足60%,尤其華北平原地區空氣質量最差,6大城市平均優良率僅為51.3%,其中,石家莊和鄭州空氣質量優良天數僅為151和166天。西安的空氣質量優良率不足50%,排名倒數第五。
沿海城市生態綠化水平高,長三角、珠三角推動綠色示范區建設。自然環境稟賦較好的南方沿海城市在綠色維度的排名上升幅度明顯,南京、寧波、臺州上升幅度均超過10位,廈門上升8位、廣州上升7位;而西南城市昆明和南寧下降幅度較大。從綠化覆蓋率來看,臺州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超過50%,排名第一;東莞、大連、深圳等39個城市建成區綠地覆蓋率超過40%,沿海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明顯好于內地。長三角地區探索建設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設立“長三角綠色發展基金”,常州、嘉興、溫州、寧波等14個長三角地區城市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超過90%。珠三角已建成全國覆蓋面積最大、受惠人數最多的國家環保模范城市群,提出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強度降至0.457噸二氧化碳/萬元,正向率先建成國家綠色發展示范區、綠色生態城市群及全國首個國家森林城市群等目標堅實邁進。
(四)開放維度:沿海引領、內陸趕超、東北壓力大
從開放維度來看,北京、寧波、深圳、上海穩居全國對外開放第一梯隊,嘉興首次參與評價表現突出排名第二,西安、鄭州、成都、天津等城市位次同比下降,煙臺、青島、紹興、福州等城市位次同比上升,體現出沿海地區與港口城市開放水平依舊較強。
圖9:開放維度得分TOP20及同比位次變化
沿海城市開放發展優勢明顯,三大經濟引領全國。沿海地區和港口城市的門戶經濟、樞紐經濟、流量經濟位勢不減,進出口總額超過5000億元的11個城市中有9個為港口城市,其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全國56.4%。從外貿依存度來看,有10個城市的外貿依存度超過50%,其中,東莞、廈門、深圳、蘇州、上海5個城市外貿依存度超過100%。從就業吸引力看,東莞、深圳、福州、杭州、廈門、嘉興、泉州就業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超過70%,領先其他城市。青島實施國際城市戰略作為地方典型,被國務院通報表揚。
新一線內陸城市搭乘“一帶一路”快車,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西安、成都、武漢、鄭州、重慶、昆明等城市積極建設內陸開放新高地,緊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戰略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伴隨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正式開通,2017年成都、重慶、鄭州、武漢、西安中歐班列的運行列數分別達777、700、493、375、194列;而作為泛亞高鐵的東線、中線和西線的起點,昆明的綜合交通樞紐功能日益凸顯。從經濟開放度看,西安、武漢、成都、重慶和鄭州實際利用外資占GDP比重分別達5%、4.88%、4.86%、3.53%、2.97%。
東北地區投資和勞動力外流問題依然明顯,新一輪開放壓力大。從對外貿易規模來看,沈陽、長春、哈爾濱的外貿依存度分別為14.99%、14.65%、3.54%,低于全國水平33.5%。從外商投資來看,沈陽與長春實際利用外資占GDP比重不足1.5%。從就業吸引力來看,沈陽、哈爾濱、長春3個城市就業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平均僅為53.49%,低于50個城市平均水平8.5個百分點,除沈陽常住人口僅增加0.16萬人外,長春與哈爾濱常住人口均有所下降。
(五)共享維度:省會虹吸效應明顯,地級市承壓
從共享維度來看,北京居榜首,省會城市公共資源集聚優勢明顯,地級市距離高質量共享發展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虹吸效應只是階段性現象,其發展規律一般會歷經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強虹吸階段,類似省會城市的區域中心城市匯聚本地區優勢資源而快速發展,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的虹吸作用。第二階段為城市圈階段,中心城市為探索更大的承載空間擴并附近城市,如濟南兼并萊蕪。第三階段為外溢紅利階段,中心城市群產業轉移、資金人才外溢,使周邊城市開始享受外溢紅利,如粵港澳大灣區中深圳對東莞的外溢。第四階段為共享發展階段,中心城市和周邊城市群體性崛起,共享發展紅利,如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相對均衡發展。目前來看,在全國范圍內城市發展格局方面,共享維度多數還處于第一和第二階段,部分發達地區已在第三、第四階段。
圖10:共享維度得分TOP20及同比位次變化
北上廣居民儲蓄總量領跑全國,東部城市居民消費水平較高。從居民儲蓄總量來看,北上廣排名前三,其中京滬的居民儲蓄總量都超過了2萬億元大關。從人均儲蓄余額來看,北京、廣州、上海3個城市超10萬元,佛山、杭州超9萬元。杭州居民儲蓄總量達到8503億元,超過了經濟總量高于自己的蘇州和武漢,人均儲蓄量排第六。東部沿海城市的居民消費水平較高,廣州、溫州、寧波、東莞等城市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5萬元,人均消費支出均超過3萬元,處于較高水平。
省會城市公共資源集聚明顯,但財政支出結構不平衡。每千人口醫生數排名前15的城市全部為省會城市,其中杭州、北京、昆明的每千人口醫生數超過4人,濟南、鄭州、長沙、成都超過3.5人,泉州、臨沂、東莞、徐州等12個非省會城市每千人口醫生數不足2.5人。萬人公共交通車輛擁有量排名前10的城市有8座為省會城市、且數量均超過10輛,但濰坊、鹽城、臺州、煙臺等10座非省會城市的數據是不足3輛。從財政支出結構看,省會城市教育支出和醫療支出占比較低,如西安、鄭州、成都、合肥等中西部省會城市教育支出占比均低于15%、醫療支出占比低于9%;但是財政科技創新投入持續提高,如廣州、合肥、武漢等省會城市財政科技支出的比重均超過5%,其中天津、武漢支出超110億,與北上廣深的差距在縮小。
五、結語
站在從改革開放第一個四十年到改革開放第二個四十年發展的拐點上,城市的發展邏輯發生了代際變化,呈現出從“五化協同”向“五大理念”的升級。進入高質量發展新時代,城市發展需要在政策收緊、銀根收緊、土地收緊以及要素約束、環境約束、機制約束等條件下,將科技革命、產業變革與開放創新、民生福祉有機結合,將產業發展模式、創新發展模式與城市發展模式相結合,走出可持續高增長、集約型高質量的“雙高”發展之路。這其中,要讓城市高質量發展帶動高速度增長,需要結合時代際遇與區位特點謀劃城市發展的方位感、結合城市類型與區域個性運作城市發展的突破口、結合發展階段與發展要求,打好城市發展的組合拳!
附件1:“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數2019”得分情況
附件2:“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數2019” 排名及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