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49-1950年間，《留美學生通訊》是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發行的一份油印中文期刊，因其發行面廣、發行量大，而成為影響最廣泛的期刊，并為美國九所大學圖書館所收藏。主編汪衡在1930年代翻譯《毛澤東自傳》，編譯《周恩來抗戰言論集》，1940年代留美，化名李同創辦《留美學生通訊》，擔任主編，1950年響應中國政府號召，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今天，《賽先生》向您推薦這篇追尋《留美學生通訊》歷史和其主編回國前后經歷的文章，講述那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
程宏 劉志光 ｜ 撰文
1949年，中國政權變更前夕，新中國政府亟需吸引大量國民政府期間派往美國的留學生回國參加工作。此時，中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麾下的幾份科協通訊和自由人士汪衡舉辦的《留美學生通訊》誕生。這些刊物在美國宣傳、號召和指引留學生們回國中發揮了很大推動作用。目前關于留美科協及其刊物，在中國近代留美史學界有不少回憶和研究文章，但對留美學生通訊社及其刊物，卻少有專門研究文章。
1980年代中期中科院政策所姚蜀平在研究近代留學運動史時，偶爾發現了一份史學界內鮮為人知的《留美學生通訊》期刊。1989年8月姚蜀平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終于目睹了這個油印期刊，并復印了大量相關內容，其中有兩彈一星元勛獎章獲得者朱光亞等52位留學生在1950年3月18日發表的《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1992年許瓏又發表了《話說‘留美學生通訊’》的專文，《留美學生通訊》期刊開始進入世人的視野。2011年朱光亞逝世后，當年對留學生回國產生了很大影響的朱光亞等52人聯名公開信開始被媒體廣泛宣傳，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60多年前的這份期刊，然而有關這份期刊及其主編李同的來龍去脈的歷史仍然是個懸案。2015年，作者在1950年代回國留美學者史料采集項目中，發現《毛澤東自傳》英文版著作權糾紛案中已經過世的當事人汪衡就是《留美學生通訊》主編李同后，隨即追尋采訪了汪衡之女汪丹熙，電話采訪了老同事沈仁干，還與姚蜀平和許瓏進行了深入交流，對有關歷史信息進行了挖掘、考證，大致勾勒出來該期刊的淵源和汪衡的人生軌跡。
一、留美學生通訊社的緣起
1948年10月初，汪衡與曹仲植、何基、宋樂巖等人在美國組建“中國留美學生（反帝反封建）建國同盟”，曹仲植和何基分別任同盟的書記和副書記，宋樂巖和汪衡分別任同盟的組織部長和政治（宣傳）部長。汪衡在《華僑日報》上發表了《留美同學組織起來》、《雙十節告留美同學書》等文章，公開反對蔣介石政權的倒行逆施，號召留美中國學生“組織起來”，“對那些即將回國的同學，說服并鼓勵他們到解放區工作!對新近來美的同學，爭取他們攜手共進。介紹他們閱讀進步報紙，以達到使每一個有血性的、有正義感的留美同學，都能在思想上準備將學習的新知識、新技能歸國貢獻于人民的目的”，祝愿“留美同學堅強地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回去參加一個光明絢爛的新中國的建設”。
同年10月底，汪衡與曹仲植意見分歧，同盟分裂。1949年2月，汪衡與張汝楫、鄒文熙和錢保功等幾位核心人員組建留美學生通訊社，主要工作是出版一份期刊。汪衡隨化名李同主編《留美學生通訊》，親自收集資料，撰寫稿件，張汝楫負責刻寫蠟板和油印，錢保功負責發行，免費贈送，郵寄費另收，每份3美分。此間，汪衡通過王昆侖（全國人大常委，北京市副市長、民革中央主席）父女介紹認識一位美國友人伊迪斯·史密斯（Edith.Simith）女士，出于聯系方式的方便和穩定的原因，留美學生通訊地址設在其住所地址。
《留美學生通訊》每期經費需要20-30美元，起初是社員自己出資。鄒文熙當時工資收入較他人要好，出資也較多。最初幾期在“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印刷，后來買了油印機。通過唐敖慶在紐約“新文化學會”和“留美科協”先后募捐兩次，每次一百元。另外“學群座談會”募捐了一百七八十元。在出版第十期左右，找了一些固定捐款人，鄒文熙、彭瑞復每月20美元，劉靜和每月10美元（維持了幾個月），不足的部分由張汝楫、彭清源打工補償。還有一些社員朱啟賢、何基都捐過款，其他留美學生也捐過款零星一、二美元的小額款項。這個社團的其他成員或參與者還有楊緋、胡紹聲、張繼平、黃星圻、郭開蘭、鐘日新、紀河清、楊樹勛、梅健鷹、徐光憲等。
朝鮮戰爭爆發后，留美科協被美國眾議院非美（利益）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列為非法團體和“顛覆性組織”。1950年9月留美科協被迫解散，其麾下的通訊期刊被迫?？?，與此同時，《留美學生通訊》在1950年9月2日編發了最后一期后，也悄無聲息地?？?，汪衡于1950年10月踏上離美回國之路。
二、留美學生通訊社的作用和貢獻
《留美學生通訊》的欄目形式與內容風格與《留美科協通訊》相似，欄目設有社論、留學生生活、祖國大小事等，刊發當年留美中國學生十分關注的問題：報告留美學生社團組織的動態，報道大陸時政局勢、宣傳中共留學生政策，介紹新中國國內科研、教育、工農業經濟發展的狀況、轉載回國留學生來信、解答回國問題等。
《留美學生通訊》的社論激情飽滿、親切感人，旗幟鮮明地闡述道理，謳歌新中國的巨變，鼓動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影響最深遠的一件事情是刊載了朱光亞等52人的聯名公開信。1991年許瓏采訪時，唐敖慶院士曾說“那時留學生中傳播最廣，辦得最精彩，最吸引讀者的刊物就是《留美學生通訊》。每到出刊的時候，同學們就找我索要。傳閱后，我們還經常在一起談論心得體會。它對激發留學生的愛國熱情，傳遞國內信息，鼓勵留學生回國，確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當年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會主席何茲全說“在當時繁忙的學習之余，《留美學生通訊》成了進步學生的忠實朋友。我們基本上每期必讀，其中國內各地的消息，最令人振奮。讀后好像使人插翅生翼，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回到了故鄉，雖然相隔萬里，就像近在咫尺一樣?！?/span>
《留美學生通訊》的進步愛國特色表現得十分明顯，在國民黨在美國辦的《民氣日報》和《美洲日報》上常遭到攻擊和詆毀?！读裘缹W生通訊》在創刊之初，汪衡曾向當時在美國的地下黨黨員《華僑日報》主筆何值芬做了匯報，并提供了通訊社的全部人員名單，表達了向中共靠攏的意圖，但是由于社內成員政治身份復雜，其中不少人早期加入過國民黨，還有人持有國民政府外交護照，最終沒有納入地下黨領導的圈子，成為民間自由人士的獨立期刊。恰恰正是因為如此，留美學生通訊社也保留下來一份獨立的辦刊自由。這在1950年3月4日《留美學生通訊》（第三卷第七期）刊發《本刊周年紀念》一文中表現得比較典型，該文記述了留美學生盼望回國參加建設的熱切希望與深重疑慮：
“一個震撼全世界的革命，從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思想上，推翻了舊的、封建的和帝國主義的統治，一個新的、民主的、獨立的中國已經站起來。在這萬里外的異鄉，我們和國內同胞面臨著祖國光明燦爛的未來，起著歡欣鼓舞的共鳴?！薄耙驗橹袊锩囊饬x太深刻了，不是在日常事物或以往經驗上所能覺察了解的，所以有人懷著希望，也有人抱著疑慮?！?/span>
留美學生到底有什么疑慮呢？汪衡將這些留學生“腦子里很自然地浮起了一大堆問題”概括為：
1.新中國究竟走的是哪一條路？
2. 有沒有言論集會等自由？
3. 我們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怎樣？
4. 中共會不會歧視留美學生？
5. 是否我們一定要受訓之后，才有資格做事？
6. 是否我們只能埋頭做事，而不能對新政權有任何批評和建議？
7. 我們在這里學的回國后還有用沒有？
8. 是否新中國只要大家窮得公平，而不重視新技能、新知識？
9. 中共目前固然愛護人民，但在得勢之后會不會把人民來一腳踢開？
10. 它會不會像國民黨一樣漸漸腐敗起來？
11. 它會不會出賣民族利益？
12. 會不會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姚蜀平1989年8月發現了1950年3月14日《留美學生通訊》創刊一周年特大號上刊載了“留美學生熱切希望回國的12個深重疑慮”。
今天看來，這篇反映留美學生熱切希望回國而同時心存的“12個疑慮”頗具深遠歷史意義。
《留美學生通訊》主編汪衡是專職編輯。早年他從事編輯工作，積累了十多年豐富的辦刊編務經驗，將通訊辦得很有成效。與同期存在的其它中國留學生的幾份期刊相比，表現出幾個特色：一是發行周期短，固定為雙周；二是發行面廣，面向全美國；三是發行量大，每期印數約為400份，每份平均為11-12頁，發行期刊總數量達40期，超過幾種《科協通訊》的總和；四是生存時間長，達一年半。對于中國留美學生1949年前后各種通訊期刊的流傳影響程度，姚蜀平和王作躍做了一些調查，在美國查得《留美科協》通訊僅1949年第3期為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所收藏，而《留美學生通訊》有32期竟然為美國哈佛、耶魯等9所大學圖書所收藏，現有的查詢結果似乎表明《留美學生通訊》在美國的流傳程度可能超過其他中國留學生的中文通訊期刊。
三、留美學生通訊社主編汪衡的人生
汪衡原名汪椿寶，祖籍蘇州，1914年生于北京。1935年入上海復旦大學學習經濟，次年夏參加孫寒冰[注1]教授創辦《文摘》雜志編輯工作，因跟蹤翻譯和連續刊載埃德加·斯諾的《毛澤東自傳》，遭當局追捕，被迫逃離上海，后在漢口和重慶繼續從事《文摘戰時旬刊》的編務工作。1938年1月采訪周恩來，并在《文摘》上發表《周恩來訪問記》，后在重慶更改刊名繼續辦刊。這期間，汪衡還翻譯了斯諾寫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還編譯過《周恩來抗戰言論集》、《平型關大捷》、《臺兒莊大捷》、《日本的泥足》等二十多種小冊子。1943年9月至1945年3月在重慶新聞學院（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辦）學習，期間集體加入國民黨。
1951年回國時的汪衡。
畢業后，1945年2月至8月，在昆明芷江美軍戰爭服務處心理作戰局任翻譯和編輯半年。之后將馮玉祥的自傳《我的生活》翻譯成了英文，后經賴亞力[注2]介紹認識馮玉祥。1946年7月作為馮玉祥英文秘書一起赴美考察，1947年1月在紐約華中實業公司任秘書。1948年10月初，參與組建“中國留美學生（反帝反封建）建國同盟”，1949年2月創辦《留美學生通訊》，1950年10月與夫人楊緋一起離開美國，1951年1月回到北京，2月在華北革命大學學習，接受思想改造，同年12月畢業后，定為行政14級，到北京國際新聞局外文出版社工作。1952年10月后，到中宣部《學習》雜志社、《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中文版編譯組、人民出版社、外交部《世界知識》出版社工作，期間主要從事外國學術、政治書籍的選編和譯審工作。
汪衡回國后，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1951年12月畢業。畢業證上校長印章為劉瀾濤。（汪丹熙提供捐贈）
盡管汪衡是響應新政府號召回國參加建設的進步留美人員，但是由于其1940年代的歷史問題，特別是曾經加入國民黨、在美國辦刊時與美國人史密斯的來往關系和辦刊經費來源等，在回國之初就就受到懷疑和審查，并派人與其同住進行監視。汪衡在發現自己“不被新社會所信任”，受到秘密審查時表現得很失望和苦惱，“自己現在所以能工作，不過是自己有一點技術，將來新的人才多了，就不會要我了”、由于擺脫不掉歷史包袱，“有時甚至想自殺”。汪衡自己先前歸納的留美學生希望回國的“十二個疑慮”在這里得到了驗證。
后來所有對汪衡的懷疑都查無實據，組織上曾于1950年代中期向本人宣布取消特務嫌疑，做了解釋。然而汪衡所在單位，一方面認為汪衡工作積極負責，有一定業務水平的同時，另一方面又認為其在政治思想上有不少反動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對汪衡的懷疑和不信任始終存在。
1958年，汪衡在通縣下放勞動時在煤油燈下寫入黨申請書。此照片在外交部大廳內展覽過。（汪丹熙提供捐贈）
汪衡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表現在哪里？汪丹熙說她記得她父親給她講過，汪衡在會議上和在領導面前敢于坦率公開自己的觀點，“三反五反的‘隔離反省’是一種侵犯人身自由的行為”、“我們單位里黨員有特殊地位，端鐵飯碗”、“我們缺乏選舉的自由”。
1958年汪衡在通縣勞動組照。左上與村書記趕馬車，右上和左下，在地頭田間向農民虛心學習請教 2右下，當民兵守衛麥垛（汪丹熙提供捐贈）
文革期間汪衡仍然沒有逃過繼續審查，1969年被下放到湖南攸縣。1971年5月，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黨組織對汪衡再次做出了相同的審查結論。1973年汪衡到江西大學教授英文。1976年調回北京，在北京圖書館工作。1978年汪衡的原領導陳翰伯（后任國家出版局代局長）邀請汪衡到新聞出版局（后為國家新聞廣電出版總局）工作。1979年起，汪衡出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版權研究小組第一任組長，開始草擬版權法。此后汪衡擔任國家出版局版權處處長、全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理事，連續兩次被推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咨詢委員會委員。1980年代出訪過英、法、德、瑞士、日本、泰國等國家，還曾代表中國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關版權工作會議，成為中國著名的版權專家。1989年汪衡辦理了退休手續。汪衡36歲回國，為新中國工作了28年后，在64歲時才開始被重用，而汪衡此時無怨無悔，在工作上煥發了青春，在短短的幾年內，開辟了中國版權領域的新局面。
汪衡（右3）在外交部五七干校養豬班任飼養員，湖南攸縣茶陵，1969年。（汪丹熙提供捐贈）
汪衡晚年患肺癌，在病床上，女兒問他對在1950年回國這件事后悔不后悔？汪衡沒有直接回答，說：“我們國家會一步步好起來的！”
1993年汪衡病逝于北京，享年78歲。單位為其成了治喪辦公室，開了追悼會，在悼詞中，稱其從參加反帝反封建斗爭到投身建設社會主義行列，始終追隨時代潮流不斷前進，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共的領導；稱其工作認真負責、勤勤懇懇，具有很高的專業素養，具有強烈的事業心與社會責任感；稱其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生活簡樸、不求名利，表現了一位正直知識分子的崇高精神；稱其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為人民為祖國兢兢業業和無私奉獻、成績卓著，深受同志們的敬重。
汪衡（前左1）和陸本瑞出席國際版權會議，泰國，1981年。（汪丹熙提供捐贈）
四、通訊社主要成員的命運歸宿
當年留美學生通訊社的成員和為該通訊積極奔走的留學生，由于時代的原因，他們大都為官僚、資本家、上層知識分子等富家子女，凡是公考（包括公考自費）留美的，出國的前要接受中央訓練團培訓，加入國民黨才可以赴美，因此他們的政治身份復雜。但是他們在新中國建政前夕，積極投身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宣傳工作，號召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并且絕大部分都在1950年代初回國，為自己的新中國理想奮斗，貢獻了一生，他們當中還走出來了三位中科院院士。如今65年過去了，他們的命運歸宿和人生軌跡如何？
1. 張汝楫（～），武漢大學畢業，戰后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1950年代回國后在東北大學工作，曾被長春市公安局逮捕。曾為朱學范私人秘書。
2. 錢保功（1916～1992），早年加入國民黨，在中央訓練團受過訓練。1949年獲紐約布魯克林工學院碩士學位。同年回國，曾任中科院長春應用化學所副所長、中科院武漢分院院長,為中科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全國政協委員。
3. 鄒文熙（～），1946-1967年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任會議事務部中文科翻譯。
4. 唐敖慶（1915～2008），194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50年2月回國后，曾任吉林大學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為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
5. 彭瑞復（1916～1993），1946年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新聞學研究生，曾在聯合國工作做同聲傳譯。1953年回國，1956年在中國婦女（英文）雜志任編譯、總編輯。
6. 彭清源（1920～2003），1948年赴美國，先后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和紐約大學研究生院學習。1950年3月回國，歷任東北財經學院副教授、遼寧大學教授。民革第六至第八屆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等。
7. 劉靜和（1911～2004），女，1950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兒童發展系博士學位，同年回國，任中國科學院心理所研究室主任。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8. 朱啟賢（1911～1968），194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50年7回國，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8年自殺，1978年平反。
9. 何基（1916？～1966），中國留美學生建國同盟副總書記。長春東北師大歷史系教授，肅反時被打成反革命、后被劃為右派?！段母锸茈y者》中記載何基為江西師范學院歷史教授，1966年8月11日被游斗后自殺。
10. 楊緋（1909～1990），汪衡夫人、楊剛胞妹。1945年赴美，獲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碩士學位，曾在聯合國工作。1950年12月偕丈夫回國，在北京大學醫學系任藥物學教授。
11. 張繼平（1918～1993），1949年4月獲哥倫比亞大學史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到武漢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會會長。
12. 胡紹聲（～），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圖書館學，回國后任山西大學圖書副館長。參與編制《中國人民大學圖書分類法》。1979年右派問題改正后，與愛人 (市婦聯中層干部)復婚。
13. 黃星圻（～），1950年6月偕夫人郭開蘭回國，任職于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譯作有《潛流》、《志愿軍――在西班牙與法西斯作戰的親身經歷》等。1950年代末移民到香港定居。
14. 郭開蘭（～），1950年6月偕丈夫黃星圻回國。在文化部工作，與黃星圻合譯有《皮克斯基爾事件》、《老管家耶爾奈》、《一個非洲莊園的故事》等，1950年代末移民到香港定居。
15. 鐘日新（～），回國后任中山大學英文副教授。著有《試論蕭伯納的“不愉快的戲劇”》
16. 紀河清（1916～），1947年1月赴美，1951年3月獲紐約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4月回國。在東北財經學院任教。1958年被劃為右派，后獲改正，任遼寧大學經管學院金融保險系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民盟成員。
17. 楊樹勛（1918～1992），1950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51年回國。歷任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資料室主任、學院圖書館長。三次當選為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
18. 梅健鷹（1916～1990），1950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美術系碩士學位，1951年回國，任上海行知藝術學校教務主任，后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陶瓷系主任。退休后定居美國。
19. 徐光憲（1920～2014），195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化學專業博士學位。同年5月與夫人高小霞一起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副主任等。為中科院院士，2008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本文載《科學文化評論》2015年4期，2023年5月修訂，作者授權《賽先生》轉載。
作者簡介：
程宏，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中國近代留美學人歷史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劉志光，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
注釋：
[注1] 孫寒冰（1902～1940），美國華盛頓大學碩士。曾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系主任、校教務長法學院院長。在重慶罹難于日本飛機轟炸。
[注2] 賴亞力（1910～1994），馮玉祥政治秘書，中共地下黨員。1946年陪馮赴美考察水利。1949年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1976年任駐聯合國代表團特命全權大使。
參考文獻：
1，程宏、姚蜀平、王作躍、劉志光等：《追述1949年前后留美學生組織及其期刊》（待發表，2015年）
2，汪丹熙口述：《我的父親》(作者采訪筆記，2015年5月)
3，許瓏：《話說‘留美學生通訊’》（《中國留學史萃》，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
4，丁曉平：《“毛澤東自傳”的最早譯者汪衡》（《解謎毛澤東自傳》，中青出版社，2008年1月）
BOOK TIME
《歸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歸國北美留學生名錄》
王德祿 主編
程宏 劉志光 副主編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2023年4月 出版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回國的留學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這是因為他們都是抗戰期間或戰后初期，國民政府為了戰后重建而派到國外留學的儲備人才。
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受到中央政府、國家領導人的直接或間接邀請、被動員感召回國為新中國建設服務。他們回國后，參與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制定，參與了“兩彈一星”的研制，展開了眾多新學科的建設，培養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五十年代回國的留美學者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后的科技崛起和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發揮了無以替代的作用。1999 年，國家表彰的二十三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有任新民、朱光亞、鄧稼先、吳自良、王希季、錢學森、陳能寬、楊嘉墀、郭永懷九人。至201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二十四人中有葉篤正、閔恩澤、徐光憲、師昌緒、吳良鏞、謝家麟、鄭哲敏、張存浩八人。
2011 年，中國科協啟動了“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為此我們在 2011 年整理了我在1990年前后進行的訪談并撰寫了《1950 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在 2013 年承擔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歸國北美留學生名錄》的采集編撰課題。我們與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協作研究員姚蜀平合作，在波士頓召開了“劍橋中國近現代留美史”研討會，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丘成桐教授到場致辭。這些年來我們發表了《1950年代回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與命運》《羅沛霖：黨派我去留學，我要對得起黨》《尋找愛因斯坦給中國留美學生的回信》《威爾遜總統號不尋常的第 17 次航程》《尋訪與錢學森同船回國的陸孝頤》《克利夫蘭遜總統號第 60 次航程上的回國學子》《追尋“留美學生通訊”和汪衡》《1949年前后留美學生組織及其期刊》《1950年代回國：抗戰老兵中的留美知識分子》等十余篇論文。此外，北京大學研究生陳丹以此群體為研究對象完成了博士論文《1950 年代歸國留美學人群體研究》。
經過近十年的努力，我們共采集到一千八百余位北美留學生的資料。但是遺憾的是，目前還有四百多人，對他們除了名字幾乎沒有更多的信息。要完善《歸來》還需要花費很長時間，而收集全部人員完整準確的信息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我們首先將個人信息相對完整或較多的一千三百六十余人的傳略，編輯成書出版。希望廣大讀者積極提供信息，完善資料。
——王德祿、程宏、劉志光
